2002年，国家科技攻关项目——“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综合研究”（简称“探源工程”）立项。这是一项迄今为止中国规模最大的多学科参与研究人文科学重大问题的国家级综合性研究项目。探源工程秉持“多学科、多角度、全方位”的理念，在科技部和国家文物局等部门的支持下，在参加探源工程的近400位学者的共同努力下，取得了显著成果。
河南是华夏文明的主要发祥地，中国现代考古学从河南起步，中华文明探源从河南开始。河南文物考古工作者备感责任重大、使命光荣。20年来，河南考古人立足聚落考古开展多学科研究，通过人与环境、植物和动物考古、体质人类学、古DNA分析、稳定同位素分析等学科交叉研究，进行考古文化谱系年代研究、各类标本检测分析、环境与资源调查、石器制作与使用技术实验等，对中原的文明化进程、环境背景、生业形态、社会分化、交流融合、精神文化、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过程、模式与机制、道路与特点进行研究。
探源工程在正式实施之前，开展了为期两年的国家科技攻关计划“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预研究”。预研究的总体目标是制定探源研究的总体思路及技术路线，为进一步开展华夏文明孕育的过程和华夏早期国家形成等研究奠定基础。地域范围放在华夏文明的中心区——河南中西部和山西南部，时间范围定在公元前3000—前2000年，即考古学上的龙山时代。预研究共设置了9个课题，包括年代测定、古环境研究、文字与刻符研究、上古天象与历法研究和中外古代文明起源的比较研究等课题。预研究选定豫西晋南地区龙山文化至二里头文化时期的核心遗址开展工作，包括山西襄汾陶寺，河南登封王城岗、新密古城寨、新密新砦4处遗址。
2004—2005年，探源工程第一期实施，为国家“十五”重点科技攻关项目。探源工程（一）设置有公元前2500—前1500年中原地区相关考古学文化分期谱系的精确测年、自然环境研究、聚落形态所反映的社会结构研究、经济和技术发展状况研究、文明形态研究5个课题。重点围绕晋南豫西地区龙山文化至二里头文化时期，对夏文化分布范围和华夏文明起源问题开展工作。其目标是多学科结合，全方位、多角度、多层次地研究中华文明的起源与早期发展的过程、背景、原因、特点与机制。考古工作确定河南灵宝西坡，山西襄汾陶寺，河南登封王城岗、新密新砦、偃师二里头、荥阳大师姑6处遗址为重点发掘和研究的中心性聚落。
2006—2008年，探源工程第二期实施，为国家“十一五”科技支撑计划重点项目。探源工程（二）将研究的空间范围扩展至整个长江、黄河和西辽河流域，时间范围扩展至公元前3500—前1500年，起自仰韶文化，终至夏末商初。探源工程（二）设置了考古学文化谱系的精确测年、自然环境的变化、经济技术的发展、社会与精神文化的发展4个课题。在探源工程前期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探源工程（二）采用科技手段，结合考古调查、钻探与关键遗址关键点的小规模发掘。深化中心聚落，如灵宝铸鼎原（西坡）、襄汾陶寺、登封王城岗、禹州瓦店、偃师二里头等聚落形态的研究，通过对这些中心聚落的大型建筑、贵族墓地的布局及其变化的考察，探索中心聚落内部的社会结构及其变迁。此外，还对郑州西山、巩义花地嘴等遗址进行了研究。
2010—2012年，探源工程第三期实施，为国家“十二五”期间重点科技攻关项目。重点从围绕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的多学科研究，扩展至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中现代科技应用与支撑研究、文物保护与展示关键技术研究等方面。探源工程（三）课题设置有所调整，包括年代学和环境课题、区域聚落与居民研究课题、中华文明形成和早期发展的整体研究课题，还包括生业、经济与技术研究，冶金考古，植物考古，石器研究等子课题。探源工程（三）与河南考古相关的遗址大体同上期。
2013—2015年，探源工程第四期实施，为国家科技支撑计划课题。探源工程（四）项目设置延续上一阶段的方案，既包括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的多学科研究，也包括文物保护与展示关键技术研究，时空范围进一步扩张至整个黄河、长江、西辽河流域和边疆地区。涉及河南的有灵宝西坡遗址综合研究、以邓州八里岗遗址为中心的白河流域史前聚落研究、禹州瓦店与登封王城岗遗址综合研究、以新密新砦遗址为中心的聚落考古研究4项。
2020年以来，探源工程第五期实施，为国家“十四五”科技支撑计划课题。探源工程（五）项目进行了整体上的结构调整，研究的重点转到区域文明化进程方面。设置了北方长城地带、中原和海岱地区、长江流域3个中国早期文明起源关键区域的综合研究课题。继续多学科支撑联合攻关的模式，设置年代学，古环境和人地关系，生业、资源与技术，古代人群与分子生物学等相关课题，以及中华文明起源进程的整体性研究等。与河南相关的有巩义双槐树、新密新砦、偃师二里头等遗址。
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中的河南考古收获颇丰，按年代和文化大体可分为仰韶文化、龙山文化、新砦期、二里头文化。
仰韶文化时期 公元前3500—前3000年，为仰韶文化中、晚期。探源工程在灵宝西坡、邓州八里岗、郑州西山等重要遗址进行研究。
灵宝西坡遗址作为仰韶文化中期的重要聚落，自2000年以来多次发掘，因发现大型房址、壕沟、墓地，大型墓葬和成批玉器引起学术界的重视。在已发现的20多座墓葬中，6座墓随葬有玉器。灵宝铸鼎原一带正是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分布的核心区，文献中五帝之一的黄帝在这一带留有许多传说。李伯谦教授指出:仰韶古国走的是军权、王权的道路，这个道路的典型就是西坡遗址。
邓州八里岗遗址为仰韶文化中期聚落，由排房、广场和墓地构成的聚落保存得较为完整，为了解仰韶时期不同等级的聚落布局和结构提供了难得的材料。
郑州西山遗址是仰韶文化大河村类型中的重要聚落，该城址的夯筑技术十分发达，有版筑痕迹。西山城址的发现，为研究仰韶文化晚期中原地区的文化面貌、社会形态、早期城址的发展等提供了重要资料。
龙山文化时期 公元前2900—前1900年，为河南地区的龙山时代，以登封王城岗、禹州瓦店、新密古城寨等遗址为代表。
登封王城岗遗址位于登封告成镇西颍河与五渡河交汇的台地上，以龙山文化中晚期遗存为主。在王城岗最先发现的龙山晚期两座小城东西并列，西城保存较好，面积不足1万平方米。进入新世纪以来，又发现了面积超过30万平方米的龙山晚期大型城址。城内发现大型夯土建筑和十多座埋有人骨的“奠基坑”。在王城岗小城曾发现龙山晚期的青铜器残片和刻有文字的陶片。此外，王城岗遗址还出土有玉石琮、绿松石器、白陶器和蛋壳黑陶等特殊的手工业制品。文献中记载夏“禹都阳城”，其地望即在登封，故发掘者认为王城岗大城可能与“禹都阳城”有关，而小城可能与“鲧作城”有关。
禹州瓦店遗址位于颍河右岸的台地上，遗址面积达100余万平方米，是目前所知龙山时代嵩山东南的中心聚落。在遗址上发现多条壕沟，长的上千米，短的数百米，壕沟可能与当时的水利设施有关，同时兼有防御和分区功能。该遗址以发现多元的文化，坚实的经济基础（五谷和四畜），纵横交错的壕沟与大型祭祀建筑，丰富的遗物如陶列鼎、陶列觚、刻画符号、复杂纹饰、白陶和蛋壳黑陶以及成套的陶酒器、玉器、大卜骨等为代表，表明该遗址在龙山文化晚期的嵩山东南占有重要的政治经济文化位置。文献中的夏禹、启的记载大多与禹州有关，瓦店遗址或与夏“禹居阳翟”“启有钧台之享”有关。
新砦期 公元前1900—前1800年。主要遗存有新密新砦、巩义花地嘴遗址等。
新密新砦城址、巩义花地嘴遗址是介于河南龙山文化与二里头文化之间的文化遗存，由河南龙山文化晚期发展到二里头文化早期，新砦期遗存是重要的一环和连接点。新砦城址以多重环壕、城内有大型建筑以及具有东方特征的器物组合等为代表。发掘者认为新砦城址可能为夏启之居黄台。花地嘴遗址以新砦期遗存为主，出土物颇具特色，或与祭祀活动有关。新砦期遗存的性质很可能如李伯谦教授所说是“后羿代夏”之反映。
二里头文化时期 公元前1800—前1600年。以偃师二里头、荥阳大师姑等遗址为代表。
偃师二里头遗址的二里头文化在中国早期国家和文明形成的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是探索夏文化的重要对象。二里头遗址规模宏大，布局严谨，现存面积约300万平方米，是夏商周断代工程和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认定的夏代中晚期都城遗址。以二里头遗址为代表的二里头文化，是中华文明总进程的核心与引领者，开启了夏商周三代文明。二里头遗址发现的迄今所知中国最早的大型宫殿建筑群、最早的青铜礼器群、最早的铸铜作坊等，为学术界所瞩目。二里头遗址地处古代文献所记载的夏王朝的中心区域，二里头文化的年代也大体在夏王朝的纪年范围内，二里头文化是目前学术界公认的夏文化的主体遗存，二里头遗址当为夏都斟鄩之地，是夏代中晚期的都邑，是迄今可确认的中国最早的王都遗址之一。同时，二里头遗址也是探索夏、商王朝分界的关键性遗址。
荥阳大师姑遗址为二里头文化的一座城址，发掘者认为大师姑城址很有可能是夏王朝设置在东境的一处军事重镇。有学者认为从商汤伐夏进军路线来看，大师姑城址很有可能是昆吾城，昆吾是夏代己姓方国。
上述龙山晚期和新砦期的几座城址以及二里头遗址都是夏文化探索的重要对象。在夏文化研究中，虽然存在许多问题，但已取得不少共识并获得重要进展，如:历史上的夏代是信史，夏代的物质文化遗存应该到考古学文化中的河南龙山文化晚期和二里头文化中去寻找，夏商周断代工程推定夏代始年为公元前2070年，其积年为公元前2070—前1600年。
2022年5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深化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进行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王巍教授对探源工程进行了讲解，提出探源工程应冲破“文明三要素”（冶金术、文字和城市）的桎梏，根据中国的材料，兼顾其他古老文明的特点，提出了判断进入文明社会标准的中国方案，即生产发展，人口增加，出现城市；社会分工和社会分化不断加剧，出现阶级；权力不断强化，出现王权和国家；以国家的出现作为进入文明社会的标志。
河南作为中国现代考古学的摇篮和中华文明起源的核心地区之一，从考古学诞生就肩负着探索中华文明起源的伟大使命。河南考古成果实证了中华文明起源、形成与发展的重要时空节点，为探源工程提出的判断文明社会标准的中国方案提供了重要的材料和支撑。譬如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主要分布的豫西地区，其时社会分工和社会分化不断加剧，出现阶级，出现了王权，形成以西坡为代表的仰韶古国、以双槐树为代表的河洛古国；譬如王湾三期文化晚期的环嵩山地区，以王城岗、瓦店、古城寨、新砦城址为代表，其时生产发展，人口增加，出现城市，在中华文明多元一体进程中占有重要位置；譬如偃师二里头遗址为夏王朝中晚期都城，二里头文化是夏文化的主体遗存，其时权力不断强化，出现王权和国家——夏王朝，二里头早期国家的出现成为进入文明社会的标志。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当代中国文化的根基，是维系全世界华人的精神纽带，也是中国文化创新的宝藏。他指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成绩显著，但仍然任重而道远，必须继续推进、不断深化。探源工程取得的成果还是初步的和阶段性的，还有许多历史之谜等待破解，还有许多重大问题需要通过实证和研究达成共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明确了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重大的政治意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紧迫的现实意义，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指明了方向。河南考古界将在新时期的历史推进中承担起应有的责任和担当，阔步前进在中华文明探源的道路上。
（作者系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河南大学黄河文明省部共建协同创新中心特聘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