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9月和10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出访中亚和东南亚时，先后提出了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海上丝绸之路”（简称“一带一路”）的宏伟战略构想。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形成全方位开放新格局”。如何抓住这一战略机遇，充分发挥河南在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中的重要作用，河南日报和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河南大学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暨“黄河文明传承与现代文明建设”河南协同创新中心联合成立课题组进行深入研究，本版从今日起将研究成果分三期予以刊发，以飨读者。
古丝绸之路是轴心文明之间联系互动的支撑
无论是在轴心文明形成与繁荣的古典时代，还是在蛮族在欧亚大陆大规模入侵的后古典时代，连接东方中原文明与西方地中海文明的丝绸之路在欧亚大陆的整体化进程中都发挥着重大支撑作用。
丝绸之路和轴心文明这两个概念，是分别与两个德国学者联系在一起的。一个是地质与地理学家费迪南·冯·李希霍芬，他于1868年～1872年在中国进行了7次远途地理与地质考察，之后他将考察的结果集结在《中国》一书中并于1877年出版。在该书中，李希霍芬首次使用了丝绸之路（TheSilkRoad）这个概念，用以描述从汉代开始中国和中亚南部、西部以及印度之间的以丝绸贸易为主的交通路线。其后，德国历史学家赫尔曼在1910年出版的《中国和叙利亚之间的古代丝绸之路》一书中，根据新发现的文物考古资料，进一步把丝绸之路延伸到地中海西岸和小亚细亚，并确定了丝绸之路的基本内涵，即它是中国古代经由中亚通往南亚、西亚以及欧洲、北非的陆上贸易交往的通道。另一个是德国哲学家卡尔·西奥多·雅斯贝尔斯，他在1949年出版的《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中提出，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之间，尤其是公元前600年至公元前300年间,是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在轴心时代，在古希腊、以色列、印度和中国几乎同时出现了伟大的思想家，他们都对人类关切的问题——终极关怀提出了独到的看法。古希腊有苏格拉底、柏拉图，中国有老子、孔子，印度有释迦牟尼，以色列有犹太教的先知们，人类由此形成了独立发展的不同的文化传统。而这些文化传统经过两三千年的发展，已经成为人类文化的主要精神财富，“人类一直靠轴心时代所产生的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飞跃都回顾这一时期，并被它重新燃起火焰。”正是在轴心文明的基础上，在亚欧大陆上才逐渐形成了季羡林先生所强调的四大古老的、对世界产生了巨大影响的文化体系：中国文化体系、印度文化体系、波斯——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体系和欧洲文化体系（包括希伯来文化、古希腊——罗马文化）。
翻开人类社会的世界史，可以发现，在轴心时代，欧亚大陆上各个轴心文明和地域文化是各自独立发展的，东方的黄河——长江文明、印度河——恒河文明与西方的地中海文明之间的交流还非常有限，虽然在民间通过海上和陆上的丝绸之路，中国的丝绸早在公元前4世纪已经传入印度和西方各国。但伴随着西汉张骞出使西域和汉唐、宋元时期陆上、海上丝绸之路的繁荣发展，欧亚大陆东西方轴心文明之间经济文化交流得以大规模开展，人类社会从此开始了欧亚大陆东西方文明互动发展、相互影响的新时代，商业网络的形成、物品的交流、技术的扩散、宗教的传播，使东西方轴心文明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大大加强。历史学家认为，无论是在轴心文明形成与繁荣的古典时代，还是在蛮族在欧亚大陆大规模入侵的后古典时代，连接东方中原文明与西方地中海文明的丝绸之路在欧亚大陆的整体化进程中都发挥着重大支撑作用。特别是发生在公元15世纪的郑和下西洋和哥伦布等人海上新航路的探寻，导致了一个地理大发现的新时代，也开启了人类社会迈入全球化的新纪元。
新丝绸之路是全球化时代文明交流对话的桥梁
只有通过文明的对话乃至发展出一个以“对话文明”为核心的“新轴心时代”，人类社会才会有更加美好的未来。因此，习近平所倡导的“一带一路”战略，需要放在全球化时代文明对话和对话文明的高度来认识。
冷战结束之后，全球化成为人类社会发展的主导力量。而在一个日益全球化的世界中，一些思想家看到的是文明特别是轴心文明之间的竞争和冲突，如美国著名学者亨廷顿强调，冷战之后，文化在塑造全球政治中发挥着主要作用，世界格局的决定因素不再是意识形态，而是中华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西方文明、东正教文明、拉美文明，还有可能存在的非洲文明，主宰全球的将是“文明的冲突”，未来的全球政治格局是多极的和多文明的，是文明之间的“竞争性共存”；另一些观察家则强调，传统的中国是一个文明国家，其国际关系不是通过殖民实现的，而是通过朝贡体系来组织的，一个日益全球化的世界正在深刻地改变着中国，而中国的崛起也塑造着新的国际秩序，但中国的崛起遵循的并非是“丛林法则”而是“合作共赢”、“和而不同”。然而，无论观察家如何预判未来的国际秩序，无论是文明冲突论还是文明共存论，但多数学者都认同，只有通过文明的对话乃至发展出一个以“对话文明”为核心的“新轴心时代”，人类社会才会有更加美好的未来。
习近平提出，为了使欧亚各国经济联系更加紧密、相互合作更加深入、发展空间更加广阔，我们可以用创新的合作模式，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以点带面，从线到片，逐步形成区域大合作。为此，要加强政策沟通、加强道路联通、加强贸易畅通、加强货币流通、加强民心相通。这“五通”，既指明了共建丝绸之路的基本原则，也为全球化时代文明对话和对话文明的发展提供了基础。
其一，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有利于巩固上合组织的国际地位，维护中亚地区地缘安全。美国先后提出了“新中亚地区战略”和“丝绸之路计划”，宣布中亚地区为美国的战略利益区，对中亚地区进行政治、经济和军事渗透；俄罗斯、日本、欧盟也提出了以各自为主的丝绸之路计划。上合组织的6个成员国、5个观察员国以及3个对话伙伴国绝大部分都位于丝绸之路沿线，在安全反恐等领域取得了较多进展。中国通过打造丝绸之路经济带，不断拓展上海合作组织的影响力，使其在国际政治舞台上能够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
其二，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有利于深化亚欧大陆经济合作，促进亚欧经济的一体化。世界发达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的实践表明，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加强与外部世界的联系，是实现经济增长和转型发展的重要途径。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经济发展水平和综合国力实现了快速提升。中亚各国经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密切对华经济合作、搭乘中国经济快车的愿望较为强烈。我国作为一个负责任大国，理应为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做出更大的贡献。在此背景下，通过建构丝绸之路经济带，将使地处内陆的中亚国家可以便利地通往全球经济最活跃的亚太地区，使其获得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出海口。对中国而言，在欧美市场普遍不景气的背景下，拓展中亚、西亚、南亚和东盟市场，将中国强大的生产制造能力与中亚地区的能源、资源优势相结合，不仅为中国的过剩产能寻求广阔的需求空间，也能够提升中亚各国的工业化水平。通过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在拓展我国经济发展战略空间的同时，实现与中亚等国家经济发展的战略合作，打造人口众多、幅员辽阔的亚欧经济合作带，与不同发展水平、不同文化传统、不同资源禀赋、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形成平等互利、合作共赢的利益共同体。
其三，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有利于扩大和深化文化与文明的交流。人文交流与商贸交流并重，是古丝绸之路能够延续两千多年的重要保障。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与古丝绸之路一脉相承，不仅要实现经济、商贸、能源的联系，还要增进文化和文明的交流与互动。通过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更好地弘扬华夏文明，传播中国的优秀文化，将我国团结互信、平等互利、包容互鉴、合作共赢的发展理念与周边国家共享，实现不同种族、不同信仰、不同文化背景国家的共同发展。这与部分西方国家所实施的以控制他国经济命脉、改变他国政治制度为目标的“新丝绸之路计划”有着本质的不同。
新丝绸之路是营造国际发展环境的战略途径
作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在日益深化的全球化过程中要发挥大国的担当作用，同时也要利用全球化的历史机遇来实现和平崛起和伟大复兴。要认识新丝绸之路的“一带一路”战略，就需要深入认识经济全球化深化推进中我国所面临的发展环境。
要认识新丝绸之路的“一带一路”战略，就需要深入认识经济全球化深化推进中我国所面临的发展环境。
我国经济发展的国际环境正在变化。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壮大以及综合国力的提升，亚洲以及全球地缘政治格局正在发生变化，一些国家秉持冷战思维，与我国相关的国际纷争在快速增加。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以日本、印度、菲律宾为代表的邻国，都对中国的崛起高度警惕。在此背景下，我国需要营造稳定的外部环境，在与美国建设新型大国关系、与俄罗斯建设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与欧洲发展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同时，积极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海上丝绸之路建设，进一步拓展中国通向中亚、欧洲的陆路通道和通向太平洋、印度洋海路通道，是我国积极推进区域经济和安全合作，维护周边和平稳定大局的重要战略途径。丝绸之路经济带与中巴经济走廊、中孟缅印经济走廊、海上丝绸之路一道，将为我国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打造稳定的国际环境。
国际分工格局正在深化和变革。二战后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及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国际分工由产业间向产业内和产品内分工发展。国际分工由传统的工业国与农业国之间的“二重国际分工”演变为发达国家、新兴工业化国家（地区）和其它发展中国家的“三重国际分工”格局。在新的国际分工格局中，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依然起着主导作用，依靠技术、知识产权、管理等优势，在产业链分工中处于高附加值环节，并在实施再工业化战略；包括我国、东盟等在内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则成为为全球提供工业制成品的“世界工厂”，在低、中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最终消费品的组装生产环节上具有较强的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但在高附加值和高技术含量的生产环节则存在不足；中亚、非洲的多数国家还没有完全融入世界的产业内和产品内分工体系中，主要为发达国家与新兴工业化国家（地区）提供能源、原材料等初级产品。在这种新的国际分工格局下，我国处于美国等发达国家以及中亚、非洲国家之间，并与东盟具有良好的经济互补性，完全可以发挥桥梁和纽带作用，将我国的市场优势、劳动力优势、资本优势、相对的技术优势与中亚、非洲相关国家的采掘业、能源原材料工业、加工业等相结合，实现新的国际分工格局下的区域互补和共赢。
我国对外投资和产业国际转移的新变化。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将低成本的土地、劳动力资源与上一轮国际产业转移相结合，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支撑了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但是，伴随着要素成本的提升，我国低附加值、低技术含量的产品的国际竞争力被削弱。在新形势下，要改变以往过于依赖国际市场的被动局面，急需实现沿海、沿江开放与向西开放的有机结合，拓展国内中西部地区、中亚地区和东盟的市场。同时，伴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快速推进以及金融危机以来政府通过基础设施建设拉动经济增长的一系列政策的实施，我国在能源、钢铁、化工、普通装备制造等领域形成了强大的生产能力，目前这些产能已经出现过剩。而我国经济转型升级所依靠的技术创新能力和高新技术产业还需较长时间的培育和发展。在此背景下，通过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海上丝绸之路，向中亚、中东欧、东盟、非洲扩大投资并输出装备制造、化工、轻工、能源生产和基础设施建设能力，对于我国经济持续增长、为技术创新能力提升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赢得时间与空间，显得非常必要和紧迫。
新丝绸之路是中国和平崛起的重要保障
作为人类历史上一个重要的轴心文明，中国正处在和平崛起的历史进程中。作为一个发展中的人口大国，中国以世界工厂的角色参与经济全球化和国际分工。“一带一路”的新丝绸之路建设，就是保障中国和平崛起和经济持续增长的一个重大战略。
作为一个发展中的人口大国，中国以世界工厂的角色参与经济全球化和国际分工。这种分工角色决定了中国的崛起必须在和平的国际环境下，以参与国际大循环、促进国内区域协调发展来保障经济的持续增长。“一路一带”的新丝绸之路建设，就是保障中国和平崛起和经济持续增长的一个重大战略。
保障我国能源安全。伴随着我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以及经济规模的不断扩大，对世界能源、资源市场的依赖程度也在迅速加深。据国际原子能机构预测，2020年中国石油对外依存度将达到68%。我国原油进口来源较为单一，主要源自中东和非洲；运输通道较为单一，严重依赖海上运输，有4/5要通过马六甲海峡，容易受制于人，严重影响国家能源安全。中亚—里海地区石油储量多达328亿吨，天然气18万亿立方米，分别占全球油气资源总量的8％和5％，被称为世界“21世纪的能源基地”。通过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一方面有助于我国能源供给渠道的多元化，增强稳定性和供给总量；另一方面有助于摆脱海上运输的“马六甲困局”，为我国下一阶段经济发展提供更为稳固的能源安全基础。
维护国家安全。当前，国际和地区形势深刻复杂变化，中国和中亚国家既具备利用经济互补优势实现共同发展的机遇，也面临着外部势力渗透干涉以及“三股势力”（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的共同挑战。通过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密切我国与西亚中东国家的关系，营造和平、稳定、安全的周边环境，可以有效消除“三股势力”存在的思想土壤和社会经济土壤，防范“三股势力”的渗透，抵御霸权国家制造的安全威胁。
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根据邓小平两个大局战略构想，我国东部沿海地区实现了率先开放发展，为国家经济社会的现代化做出了重大贡献。上世纪末，我国政府提出了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来，尽管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工业化、城镇化取得了长足进展，但是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较低一直是制约西部地区快速发展的重要原因。在此背景下，将西部大开发进一步深入，打造西部大开发的升级版，成为我国政府面临的重要问题。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搭建开放型经济发展的重要平台，对于我国西部地区统筹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进一步释放开发开放的活力，实现我国区域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优化改革开放格局。当前中国改革进入到深水区。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是我国对外开放的最新举措，不断推动我国对外开放的战略格局的优化和调整。从国家开放大局来看，新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设，为我国广大中西部地区提供了重要的战略通道和经济腹地，将不断拓展西部大开发和中部地区崛起的内涵和战略空间，建立健全我国向西开放的战略体系，实现以开放促改革，通过改革红利的释放来维持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同时，以内陆和沿边地区的改革开放，倒逼东部沿海实现加速改革，打造新一轮的改革开放新格局。
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需要区域统筹协调
新丝绸之路经济带要成为全球化时代文明交流与对话的桥梁，就不仅仅要把我国西部地区的重要节点城市如西安、兰州等经济核心区包括进去，还要把代表中国轴心文明的中原地区和核心节点郑州、洛阳、开封等包括进来，将中原经济区作为新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枢纽区域进行布局。
当前，在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深入推进的背景下，建设新丝绸之路经济带，需要对经济带的战略范围进行战略审视，对核心节点、对外联系通道和国内经济走廊进行统筹协调。
首先，从当今全球贸易格局看，全球市场存在两个有着强烈区域特征的贸易轴心。第一个贸易轴心是大西洋贸易轴心，主要成员国是欧美发达国家；第二个贸易轴心是环太平洋贸易轴心，由美洲、东亚和澳洲组成。显然，目前的全球贸易体系格局仍是以美国为核心进行组织的。中国作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和为全球服务的“世界工厂”，要实现和平崛起，就需要建构以中国为核心的新的全球贸易轴心。中国的“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构想，正是中国以古代丝绸之路所形成的经济文化交流传统为基础，顺应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新趋势与中国和平崛起的新要求，倡导构建的一个以亚欧大陆为依托的新的贸易轴心。从战略实施的基础和时间安排上看，丝绸之路经济带近期建设的重点应该是中亚5国、中东欧16国和俄罗斯，中巴经济走廊和中缅孟印经济走廊也应该看作是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海上丝绸之路无疑首先应将东盟10国作为战略重点。从长期战略安排看，丝绸之路经济带在中亚5国、中东欧16国和俄罗斯的基础上，进一步向西亚、非洲和西欧延伸；而海上丝绸之路则应在东盟10国的基础上，战略重点应进一步向印度洋、地中海、大西洋扩展。
其次，与传统交通和贸易网络支撑下的古丝绸之路相比，新丝绸之路要充分发挥亚欧大陆桥的作用。新丝绸之路经济带需要依托现代复合的交通运输网络，以亚欧大陆桥为基础进行区域布局。从地缘关系上看，新丝绸之路经济带以中亚五国为重点，一条沿亚欧大陆桥经俄罗斯连接西欧，目前已开通的渝新欧列车和郑州——欧洲列车都以德国为最终目的地；另一条与古丝绸之路基本重合，经中亚、中东到西亚的土耳其，目前筹划的中国喀什经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阿富汗、伊朗、土耳其的铁路，就是一条重要的联系各轴心文明的重要战略通道。
再次，从国内看，为促进东中西地区的联动发展，在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两横三纵”城市化战略格局中，两条东西向轴线的地位和承东启西的作用得到进一步的提升。在长江经济带的下游，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国际金融中心、国际贸易中心的建设和中国上海自由贸易区的设立，更加强化了长江经济带的战略地位，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地区已经成为亚太地区重要的经济中心和贸易枢纽；而在上游，成渝地区的发展作为欧亚大陆桥和新丝绸之路的一个新起点，则将长江经济带与中亚和欧洲经济密切联系在一起。在我国北方地区，西北五省区作为传统丝绸之路的通道，正成为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新支点。但仅仅将西北五省区纳入新丝绸之路经济带，还无法实现像长江经济带那样的东中西联动，因此需要依托亚欧大陆桥，将陇兰——兰新铁路和连霍高速沿线全部纳入新丝绸之路经济带。这样，不仅能够促进我国北方地区东、中、西的联动发展，而且可以将以陆桥通道为依托的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成为与长江经济带并行的我国东西向经济联系的又一战略轴线。
最后，丝绸之路经济带需要将中原经济区作为枢纽区域进行布局。丝绸之路经济带是轴心文明中心之间相互交流的一条纽带。历史上，黄河流域的西安、洛阳、开封，都曾经是轴心文明的中心，在丝绸之路的贸易网络中发挥着起点和枢纽的作用。新丝绸之路经济带要成为全球化时代文明交流与对话的桥梁，就不仅仅要把我国西部地区的重要节点城市如西安、兰州、乌鲁木齐、喀什等经济核心区包括进去，还要把代表中国轴心文明的中原地区和核心节点郑州、洛阳、开封等包括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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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河南日报》2014.3.2理论版，pdf下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