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汉字是华夏先民的一个伟大发明，是传承中华民族悠久历史文明的精神纽带。河南位于华夏腹地，作为中华文明标志之一的古汉字，最早在中原大地上孕育、成熟并被世代传承。河南是出土古文字大省，是汉字学的发祥地。河南境内出土的先秦古文字资料，按照载体的不同大致可划分为殷商甲骨文、商周金文、商周陶文、商周玉石器文字、春秋盟书文字、战国玺印（含封泥）文字、战国货币文字、楚系简册文字等八个门类，具有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本文将中原地区古汉字资源放在中原文化、汉字文化的大背景下进行宏观审视，并为利用、开发这一资源提出了基本思路。
［关键词］出土文字大省 汉字与中华文明的摇篮 汉字学发祥地 文化强省
一
文字是人类文明形成和发展的重要标志，古老的中国文字是中华文明的象征。我们现在还在使用着的汉字，是华夏先民的一个伟大发明，是传承中华民族悠久历史文明的精神纽带。它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是一笔宝贵的人类文化遗产。比起世界其他类型的文字，汉字作为记录汉语的符号系统，它以强烈的民族向心力和凝聚力、强大的超方言性、严密的构形体系和无与伦比的书法审美内涵而著称于世，最典型地反映了中国文化的基本特征。几千年来，汉字在维护国家统一、促进华夏民族文化的发展及其对外交流传播中都发挥出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河南位于华夏腹地，素有中原之称。这里曾经是华夏民族的摇篮，是中华文明形成和发展的主要地区之一，我国历史早期夏商周文明发展的高峰即汇合在这里，与其相伴随的还有源远流长的汉字文化长河。作为历史文明标志之一的文字，便最早在中原大地上孕育、成熟并被世代传承。
根据文献传说记载，黄帝时代的史官仓颉曾经发明文字 。传说是历史的影子，至今在中原大地上，还留下一处又一处的仓颉庙、仓颉祠、仓颉造字台、仓颉墓冢等遗迹，表现出中原人民对远古先哲造字之举的神往和崇拜 。河南上蔡人李斯身为秦相，他曾经作有秦刻石和《仓颉篇》字书，辅助秦始皇统一文字。《说文解字》这部文字学字书，是许慎晚年在家乡召陵(今属漯河市召陵区)完成的。许慎为此付出了数十年的心血，这也使他成为中国的字圣，汉语文字学的开山祖师，在中国学术史及文字学史上享有十分崇高的地位 。早在西晋太康年间，汲郡(今属卫辉市)人发掘魏惠王墓,出土了一大批古籍竹书。汲冢竹书的出土，使河南成为我国竹书文字的最早出土地，同时这也成为我国历史上官方组织整理出土古文字资料的最早记载 。这些汉字学术史上的种种经典佳话，都无不映照出古汉字与中原文化的密切联系。
河南为我国古文字资料的主要出土地。近百十年来，河南地下出土的古文字门类齐全，资料丰富。仅数十年来殷墟出土的10万多片甲骨文和中原出土的2500余件带有铭文的商周青铜器，就足以震惊世界。它不仅孕育了中国考古学和古文字学的成熟，而且也令世人对中原文明刮目相看。如今在许慎家乡漯河境内的舞阳贾湖裴李岗文化遗址中，还有8000年前新石器时期刻画符号的重要发现，由此已引起学术界对中华文字起源的新思维。近年来郑州小双桥商代陶器朱书文字的出土，加之上世纪50年代发现的郑州商城二里岗期刻辞甲骨，使我们对商代前期的古汉字又有了新的认识。偃师二里头、登封王城岗陶文，则透露出夏代文字的若干重要信息。所有这些无不表明河南与汉字文化渊源的独特联系。
中国古代文明是独立起源发展起来的，其影响之深远，在世界文明发展史上是少见的。历史上的夏商周三代文化皆交汇于中原，在文化内涵上存在着相当多的共同点。史载夏、商、周本是自黄帝时代以下平行存在的三个部族集团，根据上古神话传说，夏的始祖禹源于黄帝子孙里颛顼这一支，商的始祖契源于黄帝子孙里帝喾这一支。按照《史记》的说法，夏、商、周三代的祖先禹、契、后稷都在帝尧、帝舜的朝廷里服务，三代的立国制度彼此相袭。《礼记?礼器》云：“三代之礼一也，民共由之，或素或青，夏造殷因。”《论语?为政》亦云：“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
从社会组织特征来看，夏、商、周社会都处在中华早期文明的大背景下，虽然有夏姒姓、商子姓、周姬姓之别，但他们以宗族为核心的城邑式结构模式，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同姓贵族统治体制，基本上是一样的。根据数十年的考古发掘成果，自裴李岗文化以下至中原仰韶文化、中原龙山文化、二里头文化、二里岗文化以及后来的殷墟文化，从时间上具有延续性，在地理上集中于中原黄河流域，文化遗址直接或间接地出现层位叠压关系，发展脉络清晰可见。可以说，中原文化自古以来基本上是作为一种华夏主流文化在发展延续，逐渐形成了一个地域传统。上古民族历史文化的发展如此，上古汉语语言发展的其实也可以按照这个脉络来理解。因为语言是特定文化背景下的产物，历史朝代虽有交替，语言、语源则延绵流长。语言的发展和人类活动之间的关系是密切相关的，同根的民族文化总是要在相同的语言中反映出来。
殷商以前的原始汉语，由于文献的不足，现在还难以讲清是怎样一种面貌。难得的是经过考古发掘，我们今天已经整理掌握了殷商时代的文字系统。商代距今有三四千年，但语言的产生远在有文字之前，据史书记载和考古发现，商代和夏代先民活动的地区主要在黄河中下游南北地带。推想汉语的发源地就在黄河流域，商代的语言是从史前的母语中发展而来的，这种母语可以称之为原始的汉语。
商代为周人所灭，其实此前的商周关系相当密切。据文献记载，周的先代和殷人是通婚的。如《诗?大雅?大明》：“挚仲氏任，自彼殷商，来嫁于周，曰嫔于京。”甲骨文中也多见商周人之来往及其臣属关系。商周两族的这种来往，应当说是使用一种共同语言来维系的，当时的这种语言或可以称之为“华夏语”。
在语言学领域，现在有很多研究材料及其成果表明，汉藏语系具有共同的源头，可以把其中的各个语言分支看成是同源分化的结果。越往人类的早期推溯，它们的共性越多。人类的发展是成几何率演进的，语言亦如此，语音特征也不例外。殷商语言不仅同属汉藏语系，而且是从汉藏语发展起来的华夏汉民族语言的前身。就其方音差别来说，当时存在的那个语音平面远比后世的方言差别小得多。不管中国的历史如何变化，汉语始终保持着自身的系统，并且按照自己的内部规律向前发展。
从考古发掘的古文字资料来看，商周时代文字的演进是一脉相承的。今所见商周文字符号系统基本是统一的、连续发展的，没有明显的差异。具备一定文字符号系统的民族，其语言自然是健全成熟的，这当然应归结为有一个自成体系的语言、词汇和语法系统，尤其是有一个内部比较统一的语音系统。我们承认地域和方音的差异是存在的，但有规律的演进仍占着主导趋势，这与古今中外语言发展的大趋势是相一致的。
就文字使用情况来说，许多商代出现的文字结体和书写特征，仍被周人保持下来，并且在此基础上向前发展。殷周之际的青铜器铭文多使用波磔体，出土所见青铜器的器形、纹饰等风格也都是相承的。如器形厚重庄严，以饕餮纹、夔龙纹为主要题材，以云雷纹作底纹。西周中后期则主要流行窃曲纹、瓦纹、环带纹等，文字的书写风格则演变为“玉箸体”。古汉字书写上的发展演变，此后一直都有规律可循。
从文字学史的角度看，汉字的研究是中国传统学术的重要领域。东汉许慎所撰写的《说文解字》，既是我国第一部系统解释古代汉字的重要字典，也是一部总结自春秋战国以来有关经学、小学的研究成果，进而探究汉字字源，并根据汉字的构形特征从理论上加以阐发的经典性文字学著作。自《说文解字》问世以来，历代都有学者致力于汉字的研究，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国文字学。历代研究中国文字的学者和他们的研究成果，都为揭示汉字的构造及其发展演变规律，为汉字教育和汉字文化的传播做出了重要贡献。
如果说许慎的一部《说文解字》，直接影响了传统中国文字学研究近两千年。那么近现代以殷墟甲骨文为代表的商代文字的发现，更开创了中国古文字及汉字学研究、殷商文化及中原早期文明研究的新天地。
二
过去研究商代乃至殷商以前的历史文化，因为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见到如此丰富的地下出土材料，所以在认识上一直很苍白。商代的主要凭物很早就失传了，大约到了殷商的后裔孔子的时候，虽然去商才仅有500年，商文化的史料就难征信了。好古的孔子为了考证早期的礼制，他也只能到周人所尊奉的先祖后稷那里观察宗庙祭器。后来到了司马迁编《史记》的时候，他对商代近600年的总结，只是写了一篇寥寥2860字的《殷本纪》。
也正是由于史料的缺失，以至于直到20世纪30年代，学术界还存在东周以上无史的疑古思想。即使是早期研究甲骨文的大家王国维先生，他对殷商文化的估计现在看来也是偏低的。今所见殷墟甲骨文中所出现的单个字头已不下4000个，后世《尚书?多士》所记“唯殷先人，有册有典”并不是一种虚说。商王武丁时期占卜所用的大龟腹甲(大者达45厘米×35厘米，参见《殷虚文字乙编》大龟版)，并不产于中原，而与现产在马来半岛的龟类品种相同 。张秉权先生当年整理殷墟出土H127坑甲骨时，曾发现有60多片上附有纺织纹的痕迹，经鉴定是用来包裹甲骨的棉织品遗物 。殷墟所见海贝、玉石以及一部分人、动物遗骸，多来自中原以外地区，如精美的玉器材料有相当一部分是出自新疆和云南，还有一部分可能来自东南沿海地区或更远的地方 。殷墟出土的铜器、玉器，仅从美学的角度考虑，也超过了西周。总之，大量的考古新发现，需要我们对殷商文明有一个新的认识。殷商文化并不是一种孤立、封闭或狭隘的文化，也不是相对落后或隔世的文化。而恰恰相反，它不仅是中国历史发生发展链条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而且也是华夏传统文化可以追溯、确认到的一个古代文明坐标。
由于传统制度所决定，中国的正史文化主要反映的是王权贵族的文化。近百年来不断发现的殷墟甲骨卜辞，亦毫无例外地表现的是一种商代统治者的文化。一方面，卜辞中所显示出来的商王，正是后世中国君主的前身形象。另一方面，商王和王室贵族集团所继承并继续为之营造的那个时代大环境，又明显带有那个时代的浓郁特征——重神、尊祖，无日不祭，祖灵崇拜在他们的生活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这当然也是他们自己有效保护王权利益，维护人伦秩序的重要手段。
可以欣慰的是,近20多年来，一系列大型甲骨著录书如《甲骨文合集》、《小屯南地甲骨》、《英国所藏甲骨集》、《甲骨文合集补编》、《殷墟花园庄东地甲骨》和《殷墟甲骨刻辞摹释总集》、《殷墟甲骨刻辞类纂》等大型摹释工具书相继出版问世。它们基本上囊括了迄今所能见到的各种重要的甲骨文资料，加之近几十年来各种殷墟科学发掘报告的出版和百年来有关甲骨学研究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积累,这些都为今后奠定了前所未有的资源方便和学术基础。因此在当前和今后的一个时期,专业学者所面临的主要任务就是要充分把握时机,争取时间,深入从甲骨资料千头万绪的内在关系入手,全方位地展开各种基础性的整理工作。就甲骨学本身来说,它毕竟还是一门很年轻的学科,这方面的许多研究工作还只是初步的，有志者还需要像前贤那样潜下心来,为此再付出更多的辛勤劳动。就学科建设来考虑，甲骨学尚有待进一步拓宽领域,健全体系,增加研究的力度和深度,并逐步向高层次和多学科交叉契入的方向发展,从而使其在中国古代文明领域的研究当中充分发挥出学科中砥的作用。为了达到这一境界,目前的甲骨学除了继续要依靠考古发掘工作的积极促进之外,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专业工作者对各种原始资料具体整理得是否到位。这也就是说,甲骨学的健康发展,离不开眼下许多基础性工作的全面展开。基础整理工作的扎实与否,将事关未来的大局,不可忽视 。
目前以各种形式著录出版的刻辞甲骨，排除内容重复者及采纳合理的缀合片以后，总数计83000余片，其中经科学发掘而刊布的刻辞甲骨为26000余片 。一些有价值而旧未著录的甲骨近年偶亦有问世 ，但藏于民间的大版材料已不多见。今所见著录备案的殷墟甲骨文资料，它们共同汇成了一套用文字来征信商代文化的浩繁卷宗。从甲骨文的书写性质来考察，大致可以划分为卜辞和非占卜性文辞。从甲骨占卜内容的性质上来考察，大致可划为王卜辞和非王卜辞两大部分。非王卜辞大都属与王室血缘相亲的家族首领人物的占卜记录，今见到的这一部分甲骨多出现于武丁中晚期。从占卜主体和占卜内容、刻辞风格上看，殷墟非王卜辞大致可划分出四种主要类型：一是子组卜辞；二是非王无名组卜辞；三是午组卜辞；四是花东子卜辞。
王卜辞乃是不同时期以商王为中心所作出的占卜记录，这是整个殷墟甲骨文的大宗。根据甲骨出土情况、卜法文例、书写风格及卜辞的内容等特征，整个王卜辞从??组类甲骨开始，又大致可以梳理出两条发展线索。一条主线是小屯村北系列出土的甲骨，该系列由??组的??宾间类发展到宾组、出组、何组、黄组。其中村北系各组类的王卜辞著录计约69000余片：另一条主线是小屯村中、村南系列出土的甲骨，它由??组的??历间类发展到历组、无名组。村南系各组类的王卜辞数量计约13000余片：。黄组是整个殷墟甲骨的共同终结。另外还有2400余片为不同类型的非王卜辞 。
我们也应该看到，甲骨文仅仅只是一种表达占卜语言的文字资料，它所能告诉世人的还是很有限的东西。因为考古并不万能，作为考古成果之一的甲骨文也绝不万能，它只能揭示出保存下来的那一些内容。甲骨文所没有的，不一定商代社会就没有，卜辞中所反映出的王室的占卜活动，亦并不代表王室所有活动的全部，况且商王的许多祭祀活动，还并不完全依赖于甲骨占卜。当然，商王室更多的甲骨占卜资料，很可能早就毁掉了，而另外一些还可能正埋在地下。即便如此，我们现在所能见到的这些甲骨文仍然非常重要，它毕竟是反映商代后期王朝实际现状的第一手材料。通过这些文字的东西，它体现出来的不仅仅是物质的文明，而且更多地是体现在精神上，尤其是比较典型地透视出商代后期统治者所推行的制度以及体现出殷商时期世俗生活的方方面面。
殷墟甲骨文作为20世纪最重要的考古发现之一，它已与自己的发现地殷墟一道，在2006年7月13日的第30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正式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我国的第33处世界文化遗产。在如今，甲骨学的研究方兴未艾。当代的甲骨学不仅是中国古文字学的一个重要分支，而且它已经交叉渗透在考古学、语言学、历史学、文献学、书法学、民族学及思想史、文化史、科技史等相关学科之间，成为探讨华夏古代文明和传统文化渊源的前沿窗口，是一门举世瞩目的国际性显学。在新的21世纪里，甲骨学的研究还必将在中国乃至世界学术史上再谱新的篇章。
三
河南地处中原，是商周有铭青铜器出土大省。据我们初步统计，截止到2015年底，自宋代以来至今,河南境内有53个县市出土商周有铭青铜器，总数多达2460余件（另有200多件尚未刊布），这在全国范围内是十分突出的。它上迄殷商晚期，下至秦统一，历时近千年。其数量多，内容丰富，涉及到了当时的语言文字及政治、经济、礼制、军事、方国、族氏等各个方面。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经科学发掘所得的青铜器铭文，具有明确的出土坐标，其著录内容详实可靠，是一大宗非常珍贵的原始资料。
早在历史上的宋代，河南的安阳、洛阳、开封、新郑、许昌、孟津、郏县等地就出土有商周有铭铜器，并著录于当时的《考古图》及其他吉金典籍中。如吕大临1092年写成的《考古图》就著录了宋元丰七年（1084）传出土于邺郡河亶甲墓的乙 鼎、饕餮鼎、兄癸彝 、足迹罍（即亚止罍）、亶甲觚（无铭文）等五件铜器。宋人著录的这一类商代器铭正可与今豫北安阳殷墟一带出土的铜器铭文相印合。
有清以来，特别是清末及民国初年，河南境内的安阳殷墟，洛阳马坡、金村，新郑李家楼，浚县辛村，汲县山彪镇与琉璃阁，辉县等地都有大批青铜器被私掘出土。其中有相当数量的青铜器带有重要铭文。如举世闻名的“姤戊”（俗称“司母戊”）大方鼎，就传出自安阳西北冈王陵区M260大墓（1984年发掘）中。1928年以后，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在安阳殷墟、浚县辛村、汲县山彪镇与琉璃阁等地先后进行了多次科学发掘，出土了较多的有铭铜器。新中国成立以来，河南境内有铭铜器出土的数量之多、范围之大、铭文内容之丰富，均已远远超过了前者。
截止到2007年底，全国自宋代以来一共著录商代有铭铜器5900余件，有半数以上没有确切出土地点，这其中出自河南的有铭铜器占有相当大的比重。目前已知河南21个县市曾出土过商代有铭铜器。商代金文的来源主要分布于豫北安阳、新乡辉县，豫西洛阳，豫中郑州和豫南南阳、信阳罗山等地，其它还散见于鹤壁、温县、武陟、宝丰、郏县、林州、汝州、鲁山、舞阳、偃师、正阳、中牟、驻马店、上蔡等地。今可确认出土于河南的商代有铭铜器有1380余件，其中1136件出土于安阳殷墟，占河南出土商代金文数量的80%以上。如在安阳殷墟目前已出土有铭青铜器1140余件（另有100余件尚未发表），仅妇好墓一处就出土青铜礼器210件，其中193件铸有铭文，其铭文内容可以和殷墟卜辞相互印证。另外在安阳殷墟郭家庄M160、戚家庄M269、刘家庄M1046、花园庄M54及殷墟西区、殷墟南区墓地等均出土了大量的有铭铜器。这些经过科学发掘的青铜器出土情况明确，器物组合关系清楚，对于研究商周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礼制、方国、宗族关系等方面，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
新中国成立后，西周（含商末周初）有铭铜器在于鹤壁庞村、浚县辛村、洛阳北窑村、庞家沟、马坡村，襄县霍庄、上蔡田庄、郑州洼刘村及鹿邑太清宫等贵族墓地也出土不少。如本世纪初考古工作者研究所在郑州洼刘遗址99M1出土有青铜礼器12件，其中有铭铜器10件，铭文中分别出现有“ ”、“亞其”、“史”、“車”、“ ”、“舌”、“ ”等族名，说明这批器物分属于8个不同的族氏，而且它们多是商周金文中常见的族徽符号。1997年，考古工作者在周口市鹿邑县太清宫长子口墓，出土周初有铭青铜器共计54件（不包括暂未打开盖子的壶）。其中有48件铭文为“子”、“子口”、“長子口”，墓主是一位長族的首长，该墓主人与殷墟花园庄M54铜器铭文中的“亞長”应当同出一族，彼此存在一定的亲缘关系。
出于洛阳的西周有铭铜器今见著录者计238件，其中有明确出土地点的150多件（包括马坡村45件、苗沟村9件、孟津10件、北窑村62件、洛阳市区23件）之外，另有87件宋代以来出土的有铭铜器没有明确出土地。洛阳市区比较集中的西周墓葬分布在瀍河两岸的马坡、北窑村等地。我们知道，武王克商后，迁殷遗民入洛邑，营建成周。此时周人的东方劲旅“成周八??”也驻守在这里，随后以周公为首的大批姬周贵族、各级官吏纷纷入住成周，实现了周武王“余其宅兹中国，自之乂民”的治国方略。洛阳作为西周王朝的东都，是当时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的一个中心，也是各诸侯国入贡朝觐的地方，其历史遗物十分丰富。
相传出土于马坡村的铜器群，其数量在50～100之间 ，目前见于著录的铜器除1件商器豆册盘外，余45件按铭文内容大致可分为四组。（1）“ 册”器组8件，传与“ 册”诸器同出于洛阳马坡的还有1件“乍册 卣”；（2）“ （或作 ）”器组28件，其中单铭者2器，“ ”加日名者8器，“ ”与“臣辰”连缀者18器；（3）“ （榮）子”器组3件；（4）“守宮”器组2件。此外传出于马坡村的还有2件亚 爵及1948年在马坡东北栏驾沟出土的1件师 甗。
洛阳北窑西周墓的发现与发掘，是新中国成立以后重要的考古成果之一 。迄今所知北窑墓地共计出土西周有铭铜器（已著录61件），铭文所涉及的人物有周王妃王妊、大保、大保黹、叔 、康伯(白懋父)、毛伯、白豐、豐伯、荣中、王母、考母、叔 父、方伯、宗人、旨、郅、邑、师隻、異、史 、 、仲獘、宫叔、史 、史 敖、亚示父乙、仲原父、登、 父己等，涉及卫、毛、豐、荣、方、朿、 、 、 等封国、族氏。北窑的墓主多为西周贵族，该墓地地处东都成周，地位特殊且规格较高，加之“成周八?”也驻扎于此，因此北窑周人墓也可能是“成周八?”将士的陵园 。
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考古工作者先后在三门峡市上村岭虢国墓地发掘出土了一系列两周有铭铜器，至今发现的虢器及与虢国相关的有铭铜器计有69件（尚未发表者暂不统计）。另外1974年在陕西扶风强家村，1975年在陕西岐山董家村还发现虢器10件 ；此外还有传世的虢器及与虢国相关器有52件。虢国是西周时期分封较早且比较重要的姬姓诸侯国。虢仲、虢叔自分封伊始就是文王之卿士，王室之权臣，后世虢君在周王朝中亦多担任要职，为王室所倚重，对周王朝的兴起、发展和衰落都有着重大影响。只是传世文献中对虢国史迹的记载比较纷乱，史载先后有北虢、南虢、西虢、东虢和小虢5个虢国，因资料简略多有扞格之处，这几个虢国的地望及它们之间的关系是长期以来学术界所关注的问题之一。根据文献记载、考古发掘及有铭铜器资料，我们对虢国史迹的大致认识是，虢国始封于虢仲、虢叔，一个封于东虢，其地望在今郑州市荥阳，于平王四年（公元前767）为郑国所灭。一个封于西虢，地望在今陕西宝鸡，西周晚期一支东迁至今山西平陆，属北虢；一支迁至河南三门峡一带，属南虢，春秋时期为晋国所灭。所谓小虢，则是西虢东迁之后所留下的一支，春秋时期为秦国所灭。
上世纪70年代以来，考古工作者在河南省平顶山市滍阳镇（原薛庄乡）北滍村西南的滍阳岭一带，先后出土了6批包括应国铜器、邓国媵器和玉器在内的重要文物 ，从而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自1986年开始，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平顶山文物管理局（原为文管办）等单位的考古工作者在此进行了全面的钻探和发掘。根据目前所刊布的发掘报告，加上此前的6批应国铜器和邓国媵器，今出土所见有关青铜礼器已达120余件之多，其中有铭铜器计47件。此外传世的、收购的和出土于其他地方的应国有铭青铜器还有31件，总计有铭青铜器78件。应国是商周时期的一个诸侯国，其地望在今豫中平顶山地区。有关应国的史迹，文献偶有提及，但语焉不详。传世的应国有铭铜器及近几十年来出土的甲骨、金文资料，都进一步印证了古应国的存在 。
东周时期的有铭铜器，在昔日政治中心地带的洛阳及新郑等区域内，又有大量新的发现。如1971年11月，新郑郑韩故城一次就出土战国有铭兵器170余件，字数多者达33字，其中以铜戈的铭文最多。
豫南地区当时是南方强大诸侯国楚国的北疆，这一带同时又分布着周朝的若些同姓或异姓诸侯方国。今属南阳市辖区的各县、市出土商周及春秋战国有铭铜器共计354件（实际著录350件）。其中商器14件，西周器8件，春秋战国器332件。近年在楚国遗物较为丰富的淅川下寺贵族墓地，仅有铭铜器的出土就达114件之多，其中数王子午鼎、王孙诰钟等铭文最为重要。与这里相距不远的和尚岭、徐家岭楚国贵族墓地，也有不少有铭铜器出土。其他如信阳长台关、固始侯古堆、新蔡葛陵等楚地亦颇有新的发现。此外，在一些诸侯国如黄国、曾国、申国、吕国、养国、番国、蔡国的遗物中，金文资料也取得了可喜的收获，它们共同为推进春秋战国时期历史文化的研究，提供了可靠的原始材料 。
四
古玺印是我国汉字文化的一个重要载体。玺印作为表现古代官府、贵族权位和商人经济往来凭信的工具，在中原地区出现和使用的年代都比较早，这在一些出土实物资料里也有所反映。1985年春季，考古工作者在河南渑池郑窑第三期文化遗存（相当于二里头文化三期）出土了一个陶质戳形器 ，其时代大致相当于夏王朝中后期。该陶戳属泥质红褐陶，火候较高，方柱形，三面有刻画符号。此戳形器似具有徽识的性质，过去我们曾认为在江西清江吴城三期文化层所出的陶器符号中，有三例是属于压印而非经刻画出来的，具有徽识的性质 。另外在上世纪80年代初于河南项城商代前期遗址中，也发现有刻文陶拍 。这种压印方法可能受当时制陶业所流行拍印纹饰工艺的启发，到了东周时期，我国黄河流域如陕西、山西、河南、山东和河北等地出土的陶器上进一步盛行印模捺印的作风，并有以印代刻的趋势。郑窑陶质戳形器时代上早于吴城的压印符号，实已开徽押的先河。它在时代上较吴城的压印作风更早，应视为我国印章的起源之作。
目前见于著录的的古玺印迹，有传出自殷商时代者。如于省吾先生在1934年的《双剑簃古器物图录》中曾收入三方铜玺，其形制皆为扁平状鼻式印钮，有不少学者都称其为殷墟遗物。如今根据印纽形制，印面款式及印文来看，这三方铜玺是否可作为殷墟遗物尚未定论。因为虽然它们都为平板鼻式印纽，且传同出一处，但在时代作风上却显得格调不尽一致。其上面的文字亦与殷周甲金文构形不类。可喜的是，近年中国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在殷墟发掘时，从一灰坑中发现了一方玺印。该印鼻纽，青铜质，玺体作扁平状，1.46×1.4厘米见方，阳文带有边框。这应是迄今所知考古发掘见到的一件商代印章实物了（该印的详细资料尚有待正式发表）。
现在所能见到的早期古玺，主要是战国时代的遗物。近几十年来，考古工作者在河南境内发掘出土有战国及秦代玺印的遗址和墓葬，除殷墟以外依序有桐柏月河春秋墓地、郑州二里冈战国墓、洛阳道北锻造厂战国墓、洛阳西工区战国墓、洛阳市建公司战国墓、宜阳故城战国墓、南阳市拆迁办秦墓等七处。封泥是玺印的使用形式，河南出土汉代及汉代以后的封泥实物较为常见。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河南省驻马店市新蔡故城遗址陆续出土带有文字的“泥块” 。这批封泥的形制与以往所见的秦汉封泥差异颇大，有不少问题值得深入研究。河南出土的古玺印，大致具有如下几方面的特点：
（一）按其功能，河南出土古玺可分官玺、私玺两大类。官玺分官名玺和官署玺两种，官署玺又分地方基层行政官署用玺、门关官署用玺、资财官署用玺、市官官署用玺等，如新蔡战国封泥所反映的内容，大多与新蔡故城曾是战国一座地方性城市的性质有关，城市东西南北皆有府（东门府、北门府），城内有市（夕市、工市）等；私玺有氏名玺、吉语玺、肖形玺等种，如洛阳西工区战国墓出土“事君子”女子吉语玉玺、新蔡故城出土龙、鸟、鹿等图像封泥（肖形印）、南阳出土“杨差”姓氏玺等，都很典型。
（二）按其质材，河南出土古玺有铜、玉、木、陶等种。铜质古玺如安阳殷墟出土的阳文铜玺、桐柏月河墓地出土春秋“□□鉨”铜玺、洛阳道北出土的“天□”铜玺等；玉质玺印如洛阳西工区战国墓出土的“事君子”玉玺、南阳市拆迁办秦墓“杨差”玉玺；陶玺比较少见，十分可贵的是，新蔡战国故城不仅发现有一件泥质“质”字印，同时还出土了由它所捺抑的封泥标本。
（三）按其形制，河南出土古玺有方形、圆形两种印体，纽有鼻纽、坛纽几式。就方形玺而言，南阳拆迁办秦墓“杨差”玉印边长2.2厘米、宽1.9厘米，印面较大；较小的有洛阳道北锻造厂出土的方形铜玺，边长1.1厘米。古玺印体的厚度，方形（包括长方形）玺一般较圆形古玺为厚，如杨差玉玺通高1.8厘米、道北锻造厂出土铜玺高1.3厘米，而郑州二里冈战国墓出土两方圆形玺通高（连纽）均仅为0.8厘米。
（四）按其玺文款识，河南出土古玺文有阴文，也有阳文。如桐柏月河墓地出土的春秋时期的铜玺、南阳市拆迁办工地出土的玉玺玺文都是阳文；郑州二里冈战国墓出土的两方圆玺均是阴文。所见玺文依印面形状布局，印款和谐稳重，多具三晋风格。二字玺玺文大都平均配置，还有的二字玺加一纵向界格，如杨差玉玺。有些玺文行款也有变化，为了照顾印面平衡和谐，或将结构变形，或使笔画间屈伸挪让，或使用合文、借笔手法。
（五）近年安阳殷墟出土的商代阳文铜玺，上世纪80年代发现的郑窑遗址二里头文化陶戳，可将我国玺印产生的年代进一步提前，同时也表明中原是我国玺印最早的起源地之一。
在河南出土的古文字资料中，古陶文、玉石文也是其中的主要门类之一。近几十年来，河南境内不断有先秦陶文、玉石文的发现。关于这方面早期资料的整理情况，我们曾有述及 。今考古所见河南战国陶文资料计330多件，从款式上看，以钤印陶文即用印戳印在陶器上所形成的陶文占比例较大。如郑州商城出土战国陶文、郑韩故城出土春秋战国陶文、登封王城岗韩国陶文多如此类。从书写内容上看，这些战国陶文多来表记地名、人名、职官、官府机构名称、量制单位名称等。
河南出土战国陶文数量多，分布广，年代连贯衔接，这与春秋战国时期河南为东周王朝及许多诸侯国国都所在地有重要关系。这些陶文资料的出土，无论是对于考察古代城址还是关于历史地理的研究，都可从中得到重要的线索和启示。如郑州商城多次出土的战国陶文亳字，使学术界对历史上的亳都问题的讨论更加深入一步；又如登封阳城陶文的发现，引起了禹都阳城的探讨；格氏、邢公陶文的发现，对于中原古代方国研究也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其他如钤印陶文的发现，陶量陶文的出土，对于认识和了解古代用印制度和度量衡制度都有重要意义。
河南出土古陶文还反映了诸多方面的古代文化和制度。如在河南出土的古陶文中，过去在殷墟、洛阳西周遗址中都不断有筮数易卦符号的出土（有关甲骨文中的筮数易卦符号，我们在《甲骨文所见商代筮占》一文中曾有涉及 ）。古代曾有把筮占之源推及商代的，把筮法的发明者归于商王大戊时期的巫咸 。或有“庖牺（伏羲）氏作卦始有筮，其后殷时巫咸善筮”的说法 ，也有周文王朝歌羑里演《易》之说，至今在河南周口淮阳太昊陵、安阳汤阴尚有八卦台和羑里城等遗迹。值得关注的是，在最近河南淮阳平粮台古城出土的陶轮上，也发现了筮数易卦符号 ，与此筮卦有关的材料的发现，正与当地是传说中伏羲的都城“太昊之墟”相合，反映出河南也是我国易文化的发源地。
五
河南温县出土的春秋盟书，所见文字为墨写之“载书” ，其使用的书写工具是软毫的毛笔，书写作风当是沿承了商代以来的朱写、墨写之制。在河南先后出土的大宗笔书材料还有信阳长台关楚简和新蔡葛陵楚简。与信阳长台关楚简同墓出土的还有一整套修治竹简的工具和书写用的毛笔文具等，时代与盟书相先后。据《左传?襄公十年》所记，子产当年请焚的“载书”是书写于简札的，今见出土盟书实物既有圭形又有简形，后者显然是仿诸竹简。温县附近的辉县固围村M2所出玉册与长沙仰天湖M25所出竹册，长度分别是22.5和22.0厘米，宽度均为1.2厘米,可证战国时玉册亦在仿诸竹简。
在1930年、1935年及1942年前后，河南省温县武德镇一带（当时属沁阳县）先后发现过一些书写有文字的石片，当时便分散流失。后被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藏有11件（3件无字迹），此外王献唐先生据彭氏所藏摹了4件，均是墨书，1955年董作宾先生发表了摹本 ，1966年陈梦家先生也发表摹本和照片，并引述了王献唐先生1950年的《沁水晚周石墨释记》 ，较为准确的摹本后由张颔先生刊布 。李学勤先生《战国题铭概述（中）》一文中附有四片“玉”简文字摹本 ，经校核，与陈梦家先生《东周盟誓与出土载书?附录?河南沁阳出土战国载书》一文中据王献唐先生摹本重摹的四片石片文字一致，说明李学勤先生所据亦为王献唐先生《沁水晚周石墨释记》遗著，两者应指同一批遗物。李先生称说的“济源出土玉简”，当即陈梦家先生所称的“沁阳出土载书”。现在看来，所谓“沁阳载书”，也就是1979年被大量发现的“温县盟书”的前奏。
1979年，河南省温县武德镇村民再次发现写有墨书文字的圭形石片。1980～1982年，河南省文物研究所在此进行发掘，出土圭片（除石简、石璋外，绝大多数为石圭）万余片，原都有字，系用毛笔墨书。1983年第3期《文物》发表《河南温县东周盟誓遗址一号坎发掘简报》，公布了一号坎中的14片盟书的图版和释文。2004年，河南省文物研究所郝本性和赵世刚两位先生在由北京大学召开的“新出简帛国际研讨会”上又公布22片温县盟书。其中有一号坑出土的盟书8片，14号坎出土盟书3片、17号坎出土盟书2片、5号坎出土盟书4片、6号坎出土盟书5片 ；近年河南文物研究所与美国哈佛大学合作，利用电脑和红外线扫描技术对上万片中的4383片盟书进行了整理，整理报告有望不久出版。温县武德镇一带原属沁阳县，经调查证实，解放前出土的“沁阳载书”确系此遗址所出，今宜统称为“温县盟书”。
通过考古发掘出土的东周盟誓遗址，今见有山西侯马与温县两地。温县东周盟誓遗址考古发现的遗址、遗物表明，盟誓规模有大有小，地点多集中于城门附近的坛上。盟书中发现盟誓进行中不仅要歃血 ，向神明献玉币，而且当时身在外地不在盟誓地点的人也有人作为其代理人参盟。如T1K1-3797号盟书写有“興適宋”，即名为“興”的人到宋地（今河南商丘）去了。可见当时盟誓仪式的严肃性。盟誓时讲究身份地位，即歃血的先后是有地位高低、血缘亲疏之别的。
温县武德镇盟誓遗址出土的盟书，从内容上看，反映了春秋末叶晋国韩、赵、魏三家与范氏、中行氏做斗争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具体事实是晋定公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即前497年1月16日晋国六卿中的韩简子由晋都城降返回他的都邑州城之后，于晋定公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为争取支持打击赵朝等敌对势力所进行的一次盟誓记录。它的发现为我们了解这场斗争增添了新的资料，同时也纠正了文献中的一些不足。
春秋时期是我国文字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许慎《说文解字?叙》曾说六国言语异声、文字异形。温县盟书等春秋文字遗物的发现，使我们认识到战国时期的这种变化其实早从春秋时期即已开始。从已公布的温县盟书文字笔迹来看，温县盟书与侯马盟书的时代、书法习惯非常接近。诸书家常常随意增损偏旁，字形繁简杂厕，文字通假现象突出，文字的美饰也比较随意。其文字结体一般呈蝌蚪状，落笔重，提笔轻。末笔多倾斜变曲。书风因人而异，或率朴恣肆，或整饬肃穆；或瘦劲，字小且细；或粗犷，字大且粗，充分显示出春秋晚期晋系书法的特征，这在同时期庙堂化的春秋金文中是难以见到的。由于盟书文字异形过多，表示当时会写字者有一定数量。总之，今所见盟书是春秋时期集中于同一文化地域，相对接近大众的一种书法真迹。迄今对春秋时期出土文字的研究，在我国整个古文字研究领域还显得比较薄弱，其主要原因就是此时期文字资料发现的数量尚且不足。温县出土的大批盟书材料，为我国春秋文字的研究提供了难得的第一手资料。
1957年，在信阳市北20公里的长台关西北小刘庄后的土岗上出土一批楚简。经过初步整理，这批竹简共计148支，可分为1、2两组。其中第1组竹简均为断简，共119支；第2组竹简则较为完整，计29支。
第一组竹简已经全部残损，共计残存470余字。每支简宽约0.7～0.8厘米、厚约0.10～0.15厘米。简长短不齐，残存最长者为33厘米。据编简痕迹推算，估计原简长度在45厘米左右，约书30字。残存的字迹大部分尚能辨认，简文最多的存18字，如标本1～01简；少者只剩一二字，残存六七字者较多。第1组简是一部竹书，为一篇政治性的文章，其内容与子思、孟轲的思想相仿佛。
第二组竹简共计29支，保存较为完整。简的两端折裂较多，字迹较模糊。简长68.5～68.9厘米。最长的一支达69.5厘米。简宽0.5～0.9、厚0.1～0.15厘米。根据竹简出土时的情况观察,部分竹简的编联是以每四根为一束,两两相对,字面朝里，为先编联,后书写而成，每简均为单行墨书，顶格书写，不留空白。如一组文字告一段落时，即再另起一行书写。简面的文字排列均匀，间距为0.6～1.2厘米。简文句末，用粗横线加以区分。简文断句，则在该句最末一字的右下侧画一小段横，但部分竹简遗漏未画。各简文字多少不等，多者达48字，少者仅16字。从已辨认出的字计算，共残存1000余字。本组竹简是记载随葬品的名称和数量的清单，亦即《仪礼?既夕礼》所谓“书遣于策”的“遣策”。
1994年7～8月，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新蔡县李桥回族镇葛陵村东北部发掘了一座大型楚国贵族墓葬，发掘人员在椁室南侧室东南部的木车伞盖上发现大批有字竹简。竹简发现时已经被盗墓者扰动，分布比较零乱。整理者“依堆积情况将竹简分为上下两层，分别编为甲区和乙区”，“每区分几组，分别编号。其中甲区编号者523枚，以甲三组最多，有456枚；乙区编号者299枚，以乙四组最多，有153枚。残损严重者起取时未予编号，临摹时编号者749枚。总计1571枚” 。
新蔡葛陵楚简文字一般书于竹黄一面，大部分墨迹清晰，由多人书写而成，字体或秀丽、或奔放，字距或密集、或稀疏，显示出不同的书写风格。简文内容较为丰富，大致可分为祭祷文书、卜筮祭祷记录和赗书 。祭祷文书类竹简共计260余枚。内容较为单纯，不见卜筮，是一些述（遂）、国（域）、邑、里等区域组织祭祷社稷情况的登记。卜筮祭祷类竹简共计1200余枚。古人注重占卜和祭祀，特别是楚国人，在生病或不顺时常进行占卜和祭祷。这些卜筮祭祷简就是墓主临死前一些年份间占卜祭祷的记录，内容是以求问病情为主。其中有别人为墓主占卜祭祷的记录，占绝大多数；也有墓主生前自己祭祷的记录，数量较少。内容及格式和以前发现的包山、望山、天星观出土的同类楚简相似。新蔡楚简中的赗书数量不多，仅发现残简20余枚，内容为一些宾客们赠送物品的清单。这些竹简形制及文字体风格相同，墨迹较淡，书体草率，当为一人书写。
新蔡卜筮祭祷简是已出土的楚简中纪年材料最为丰富的一批楚简，为研究战国楚史提供了新的可靠资料。在以往发现的包山、望山等卜筮祭祷简中，纪年年份多为三年，而新蔡卜筮祭祷简中纪录的年份多达10个，这些新发现的年份，大大丰富了战国时期的楚纪年资料。新蔡简的出土，是我国古文字资料的又一次重大发现。这批材料所见战国楚文字字头多，异体丰富，书体多样。2003年10月，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的《新蔡葛陵楚墓》一书由大象出版社出版。该书书不仅发表了全部竹简照片，而且附有质量很高的释文，为学者的进一步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六
中原地区不仅是我们华夏文明的摇篮，也是我国古代经济发展和社会文明进步最快的地区之一。作为商品流通和商品经济发达标志和中间媒介物的货币，也较早在中原应运而生，自古及今代有发现和著录。如晚清杨继振收藏空首布最富，受到当时收藏家的羡慕。他的藏品即是河南出土的，且很可能出于洛阳一带。其后陈介祺先生曾手录其文字，成《继幼云所藏空首布目》一卷；1929年，关百益先生将河南方城县北山出土“梁重釿”圆跨布150余枚，著录在他的《方城币谱》中。新中国成立以来，考古工作为河南古代货币的出土增添了很多宝贵的资料，使货币文字的研索有了新的突破，大大增进了我们对当时货币的理解。如汪庆正先生主编的《中国历代货币大系?先秦货币》和由河南省钱币学会主持编纂的《中国钱币大辞典?先秦卷》是专门论述和著录先秦货币的重要著作，其中著录河南出土的古代货币占有相当数量，开创之功不可磨灭。近年，河南钱币学会继《中国钱币大辞典》编纂出版工作完成之后，又启动了《河南出土钱币丛书》大型项目 ，该丛书以现今河南行政区划为单位，分别就河南17个地市近50以来出土的历代货币资料进行梳理、集中和研究，是一部河南出土货币著录、研究的集大成之作。只是因出自众家之手，其中对先秦货币的研究尤其是时古币文所进行的考释还有待苴补、深化。
河南出现最早的金属货币是商周时期的没有文字的铜贝和银币，带有文字的金属铸币现在可上溯到东周时期。据《国语?周语下》记载周景王二十一年（前524）有铸钱之事，春秋时期周的铸币是铲形的，即一般所说的“布”，在东周王都今洛阳市及其附近的孟津、伊川、新安、宜阳、临汝等地，多次发现地下埋藏的空首布。这些空首布有大、中、小型平肩、斜肩等三种。
大量资料表明，大型空首布铸行于春秋中晚期，中型空首布铸行于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小型空首布铸行于战国早期。空首布的钱面绝大多数都铸有文字，可分为记数与干支、记地名、记名物等三类。空首布上的地名多可考定为周的地名，币文释为“王”者即指王城省称。据不完全统计，洛阳市及其附近出土的空首布钱文逾百种，不同出土地点的空首布钱文大体一致，表明洛阳市及其附近是这种空首布的主要诞生地、流通地，罗振玉先生《俑庐书札》云空首布为“周制”是正确的。
根据货币形态由大到小的发展规律，平首布应是晚于空首布出现的货币。大量的出土货币资料表明，平首布主要铸行于战国时代。平首布可分平首桥形、平首锐角、平首平肩小方足等种。平首、平肩或圆肩、方足、跨呈桥洞之形的布币，是与空首币最接近的，显然系由空首布演变而来。钱面上的铸文有安邑、梁、垂、共、安阴、梁重釿五十当寽、梁重釿百当寽等，它们大多可考定为魏地。其中梁重釿五十当寽、梁重釿百当寽等，应该是公元前361年魏惠王迁都大梁后所铸。河南境内出土这类货币的地点有郑州市、新郑县城关、方城县北山、洛阳市郊董村、辉县固围村等处。
平首锐角布币最显著的一个特点就是布首两端各有一突出尖角，平首、平肩、方足，分尖裆、平裆两种。近50年以来，在河南辉县、陕县、新郑、洛阳、鹤壁、郑州等地均有出土。平首锐角布的这些出土地点，均在战国韩、魏两国境内，而新郑郑韩故城锐角布钱范的发现，或可认为锐角布即为韩国铸币。在魏国境内发现的锐角布，则反映韩魏货币相互流通这一基本事实。但考虑币文上的地名以及魏国境内也出土大量锐角布，有学者指出大型平裆锐角布是韩国的货币，小型尖裆锐角布是魏国货币。郑韩故城出土的锐角布钱范，很可能是韩国仿铸魏币。无论何种意见，河南境内出土的锐角布是韩或魏的货币是不争的事实。
小型方足布是战国中晚期中原地区流通的主要货币形式，其特征是首平而实，两足呈方形，裆较平。截至目前，河南境内出土小型方足布的地点有郑州市、郑州市郊沟赵乡、新郑县北关、洛阳战国粮仓遗址、安阳等。河南出土的这些小型方足布，数量之大、文字品种之多，币上所铸地名国别复杂（韩、赵、魏、两周、燕），说明战国晚期各国货币是可以统一使用的，这种现象可能表明，战国晚期中原地区的货币逐渐走向统一。
圜钱在河南境内也有较多发现，且多与上述各类布币伴出，重要的几批是在洛阳市董村、洛阳道北史家屯村、郑州市区、洛阳战国粮仓遗址、鹤壁市狮跑泉、洛阳市孙旗屯东周墓葬、辉县固围村、三门峡市、南阳市等地。从圜钱所铸钱文和伴出遗物看，河南境内时代较早的带字圜钱是魏国垣字、共字圜钱以及周的安臧圜钱，它们与空首布共出。学术界一般认为，圜钱首先出现于魏国，时代在战国中晚期或即魏迁都大梁前后。洛阳董村出土的一批战国钱币多属于魏币，周的安臧圜钱和安臧空首布夹杂其中，反映出它是在魏币的影响下铸造的。出土于洛阳的“东周”、“西周”圜钱，时代可能晚于上述圜钱，估计为战国晚期，但不可能在秦灭周以后。河南南阳、三门峡、郑州等地秦人墓、战国墓出土的半两、两甾钱，根据史料记载，多在秦占领这些地区之后。
楚国货币在河南中南部有出土，出土地点大致与楚国北境的势力范围相当。铜贝，俗称蚁鼻钱，是楚地流通的重要铸币，河南淮滨、固始、上蔡、信阳长台关、淮阳、舞阳、临汝、平舆、西峡、镇平曾先后出土有巽、全、君、十斤、行等带文铜贝 。2001年9期《文物》发表的一枚“阳”字蚁鼻钱，出于河南商水县，是前所未见之品。楚国金币以扶沟古城村、襄城北宋庄村的出土为大宗，其上戳有郢爯、陈爯、羕陵等印记。近年在新郑“郑韩故城”和永城出土有“桡比（币）当十斤（釿）”大型布币和“四比（币）当十斤（釿）”小型布币，学术界一般认为是楚国货币，系楚国仿铸三晋所铸。
综上所述，河南境内出土的带有韩、魏文字印记的战国货币资料内容丰富，种类齐全，有出土地可考。楚系货币于河南中南部亦有出土。另外河南境内出土有燕刀币，有明确出土地点和地层的，主要见于1953～1954年发掘的郑州岗杜战国墓葬，此亦反映了战国时期河南境内货币流通的多样性。
七
河南是古文字资料的出土大省，也是中国文字学的发祥地，历史文化底蕴非常厚重。为了进一步面对未来、面向世界，振兴民族精神，培育中原人民热爱汉字、热爱家乡的情结，2002年，本人曾向当时的河南省政府领导李克强省长上书，建议在省内创建一座标志性的大型文化设施——河南文字馆。建议书希望在政府的支持下，能够对中原历年出土古文字资料乃至几千年来的汉字文化遗产给予重视，希望给我们的汉字安一个家 。当时的李省长曾及时将这一建议批转给了安阳市政府，国家有关部门后来正式批准在安阳市建设中国文字博物馆。围绕文字博物馆建设这一中心任务，本人还通过《郑州大学学报》邀请到国家这方面的著名专家李学勤、裘锡圭、王宁等先生，就文字博物馆的建设及布展内容等问题提出了权威性的指导意见 。
中国文字博物馆的建设项目已于2006年底正式启动，并于2009年开馆。这应是一项把文字学知识、文字遗产保护、陈列展示和科学研究融为一体的国家级文化工程。近10余年我们也曾组织有关专业人力，对包括中原汉字文化资源在内的几千年来的中华文字遗产进行了全面的整理 。我们期望新创建的中国文字博物馆是现代化知识信息型的，是一部让世人领略中华文明的景观式文字大典。它是河南的，也是中华的，又是世界的。它将以详实的资料、严谨的布局、科学的方法辅以现代化的高科技手段，高品位地荟萃历代中国文字样本精华，揭示古今汉字的文化内涵；真切生动地讲解古汉字的演化和构形特征，展现汉字发生、发展的历史轨迹；同时注重反映河南出土古文字资源与中国文字研究的地域优势，精彩营造以文字为独特视角的东方华夏文明与以计算机信息开发成果为标志的现代社会文明的谐和氛围，使人们真切地感悟到先民的聪明和智慧，审视到中华文字的历史和未来 。
如今世界仍在向全球化方向发展，随着汉语、汉字的广泛传播，中外文化的交流及世界范围内的汉字文化热仍在继续升温，中华文字的魅力还有待进一步发掘。今后在我国乃至作为汉字之乡的中原，除了计划给中国文字安一个家、创建中国文字博物馆这样的大型文化设施之外，我们还应该继续开拓思维。2004年12月，在漯河市政府的支持下，我们为许慎家乡撰写了《关于全面开发许慎文化资源的规划》 ，我们还通过河南省文字学学会的名义，向地方政府发出了《关于进一步向全社会推广宣传字圣许慎事迹的倡议》 。近10年我们在漯河市还成功筹办了在2005年11月、2010年10月和2015年11月召开的三届许慎文化国际研讨会；在此基础上，我们还将在许慎陵园区策划以“说文馆”、“许慎生平事迹”、“汉字学史”等为主题内容的布展方案，创建以弘扬许慎精神、传承汉字文化为核心内容的“许慎文化园”。希望今后逐步把许慎的家乡开发成河南省乃至全国性的许慎文化研究、许慎文献资料和汉字文化圣地旅游的中心。今后以纪念许慎为内容的学术活动及“许慎文化园”建设项目将可望进一步地展开。相信伴随着河南经济的腾飞和文化品位的提高，我们的家乡父老也会越来越拿魅力无穷的中国文字引以自豪。
漯河“许慎文化园” 和安阳中国文字博物馆都建在河南，这既是历史上的仓颉、李斯、许慎等先哲给予家乡人的施舍，也是我们在认识自身资源优势的前提下所做出的一个选择。然而河南能否就此从文字资源大省向汉字学术文化强省跨越，这恐怕还不是那么简单。生活在曾经孕育了汉字学、甲骨学的圣地，中原学子本有理由在这样的学术领域开花结果，做大做强，走在世人的前面，可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应该看到，当前国人对中华文字的修养素质整体上是偏低的，做为资源大省的河南也不例外，甚至在某些方面还更低一些。我们还应该看到，目前在国家高等院校教学、科研体系中，尚未把中华汉字的基本内容列入到必修学科之列（二级学科中就没有古汉字学、汉字学的位置），没有国家通用的古文字学、甲骨学和汉语文字学教材，甚至没有一家让各高校、科研机构在考核古文字学者时所能认可的定期专业“权威期刊”。至于在社会上，人们对中国文字的源流及相关基础知识普遍缺少系统的了解，有关方面对汉字素质教育缺少足够的重视。另有一些人士则赶乘社会上的浮躁风气，往往利用人们对古文字的盲点来鱼目混珠,臆解古代文字（如种种破译甲骨文的炒作），致使有不少关于汉字的读物（包含一些学术、艺术、影像等作品）品位不高，甚至流于庸俗。如此看来，如果按照既定的设想，把一个高品位的中国文字博物馆成功地建在中原大地上，那么它所承载的历史使命自然是不可低估的。
中国文字博物馆做为一个专业性较强的大型文化建设项目，以往在我国尚无范例。这不是一蹴而就的短期工程，它建设的成功与否将关系到河南的文化形象。如今摆在河南人面前的关键是业务素质和团队建设问题。这里面临着千载难逢的机遇，亦面临着白手起家，困难重重的尴尬。衷心期待文字博物馆在后续的建设项目中，进一步扩大视野，精心规划，从长计议，力戒浮躁虚套、少走弯路。也衷心期望通过文字博物馆筹建方和知识界共同努力，在不久的未来逐步建成一个全方位展示古文字学、中国文字学、书法学、汉字文化传播、少数民族文字、文字印刷与信息开发等各个知识层面的文字家园。争取把未来的中原家乡，建设成为汉字文化研究和对世人进行爱国主义素质教育的基地，从而实现从文字资源大省向文化强省的跨越。
作者简介：王蕴智， 1955年生，河南许昌市人。现任河南大学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学术委员会委员、古汉字研究所所长，河南省特聘教授、河南省文字学会会长。另任全国语言文字标准化汉字技术委员会委员,中国文字学会理事,台湾中国文化大学、逢甲大学特聘客座教授，中国文字博物馆专家委员会委员，漯河市政府许慎文化资源开发特聘顾问，河南省社科联第七、八届委员会委员等职。先后主持有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商代宗教研究》、《甲骨文词义系统研究》、《河南出土文字谱系的整理与研究》等4项；主持《中原文化大典?古文字卷》等省部级重要课题12项，出版有《殷商甲骨文研究》、《字学论集》、《殷周古文同源分化现象探索》等专著6部，发表《商代葉族考》、《释甲骨文市字》等学术论文120余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