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5日，河南大学中国近代文学研究中心、黄河文明省部共建协同创新中心举办的“《朱维铮文集》读书会暨中国文学学术现代化进程研究工作坊”，在河南大学明伦校区小礼堂顺利召开。河南大学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名誉主任、特聘研究员关爱和教授做开场引言与学术总结。河南大学中国近代文学研究中心主任、黄河文明省部共建协同创新中心副主任胡全章主持会议。河南大学黄河文明中心、文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的教师、博士后、博士生20余人与会。
关爱和教授在开场引言中提出：一是“读书要有真见”，写作要有时不我待的精神，师生要有效利用学校提供的平台展开学术研讨，提出和解决问题，促进学术群体的形成，促进科研项目研究与研究著述的产生。二是学术需要传承和创新，大家要传承河南大学中文学科以“学术史、思想史、思潮史”研究为主的治学传统；同时秉承冯友兰提出的“接着讲”精神，转益多师，打破学科之间的界限、打破固化的研究方略，在学术史、思想史、哲学史上兼容并通，以期突破时代局限、实现研究方法的超越，形成自己的学术特色。
胡全章教授从学术思想与精神、治学方法与门径、语言文体与文风三个层面，分享了阅读《朱维铮文集》的体会。他在发言中谈了三点：一，朱维铮先生的学术思想与精神，可用三本书名“走出中世纪”“求索真文明”“音调未定的传统”来概括；近代文学史研究，要有学术思想史的视野。二，朱维铮先生的治学方法，首先是观其大处，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为根本遵循；其次是求真、务实，研究真学问、真问题，不迷信权威，并关注当下；第三是“小题大作”。三，朱维铮先生的语言文体与文风，具有很强的穿透力与现场感。
会议上，参会人员先后交流了阅读《朱维铮文集》的心得交流，会场讨论氛围热烈。在上午的会议上，博士后孙浩宇对章太炎与朱维铮的经学研究展开比较分析，认为从学术思想层面而言，治学方法在一个学者身上是相融的，汉宋二学之间并不完全冲突。他还指出，章太炎反孔教与康有为立孔教一脉相承，都是将孔子视为中国千年落后的根本。博士后牛志威以“学术课题选取的影响因素与述论策略——读《朱维铮文集》有感之一”为题，在朱维铮先生“学随术变”的启发下，以个人项目申请为例，认为学术研究应紧随时代，课题选择与国家意识形态的主旋律相结合。博士后邬非非从经学与诗教传统、近代经科建制改制与《诗》的教授、诗教传统的现代转化三个方面，展示了20世纪初关于“读经”的三次重要事件，以及严复、蔡元培等对“孔子”的不同态度。博士后李小白以“经典建构与‘学’随‘术’变——读朱维铮《壶里春秋》之思考”为题，从文献学研究的角度，首先分析了“壶”字的演变，随后通过对圣贤形象在不同时代的系统梳理，得出其形象不断演变的结论，打破了对于“圣贤”形象的僵化认知。博士后范阳阳以“朱维铮对清末经学、子学的梳理及运思——以《求索真文明》为主”为题，指出朱维铮注重考察清朝经学嬗变的政治历史原因，从文化政策的角度讨论学术之变，如汉宋之学的分裂，是清初统治者施行的分裂文化政策的产物。博士后李向阳以个人的读书、学习经历为基础，认为做学术必须具备独立思考的精神，以及团队协作的意识，并分享了读书的三点感悟：研究者必须坚持创新，并具备质疑精神；研究者需要具备扎实的学术功底，不迷信权威，勇于提出自己的观点；研究者需要擅于利用理论武器。博士后王立结合戏曲研究，通过对朱维铮先生理解的晚明记忆建构，提出晚清民国时期戏曲中的“晚明”记忆建构。嘉道以来经世思潮、“自我压抑”情绪的反扑，推动了戏曲剧目增多、文人社会参与度加深。博士生孙军鸿以黄遵宪研究为中心，提出关于晚清“自改革”思潮的认知：它是时代学者群体信念的表达，是文人的一场“君子梦”，是思想文化与学术的历史进程中的一部分。
在下午的会议上，博士生丁雨晨以朱维铮对魏源《海国图志》抄袭林则徐《四洲志》为例，认为阅读历史应该“深入肌理、剥开表层”，关注历史文本的细节，抽丝剥茧般一层层揭开历史表层，清晰展现历史的脉络，还原人物的真实面貌。博士后陈云昊以详实的材料为基础，对朱维铮的一些研究论断的真实性、合理性表示质疑。同时，他认为朱维铮的文笔通脱，不拘泥于细枝末节，能够很快进入对象所处的时代；特别重视辨伪工作，将对象加以历史化，格外关注一个对象在历史化过程中如何被涂抹的过程。博士生郑哲以朱维铮为相关书籍所作的序言为重点，认为他的研究以“史料”为中心，不仅体现在著述的编校之中，同时也表现在其个人论著的纂写过程中。同时，朱维铮先生将史料作为历史叙述的有机组成部分进行呈现，让读者本人去感受历史的演化进程。博士生许萌认为朱维铮先生对初代外访使臣的研究彰显了近代中国走向现代化的曲折进程，朱维铮以深厚的学养和宏阔的视野展开历史研究，治学善于从大的历史视野落笔，注重还原政治舆论环境，呈现了郭嵩焘、黎庶昌等外交官在中国走向现代过程中的价值与地位。博士后刘振涛根据个人的研究特色，分享受朱维铮研究方法与策略的影响，认为应从音乐本身的“音响”出发研究音乐，研究不可脱离事实或事物本身。依据朱先生关于“传统”的理念来重新审视“音乐”“戏曲”等艺术，并提出关于现代音乐艺术改革问题。博士后郑学认为1900—1919年之间中国文化界产生明显的南北分裂，以吴汝纶为中心的河北士人团体在推动文化、政治变革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致力于启蒙最没有文化的老百姓，梁启超归国后迅速融入这一团体。但是蔡元培入主北大后，南派在文化、政治领域逐渐占据主导。博士后朱春雨以朱维铮和余英时的观点“学随术变”与“以道抗势”为主，进行比较阅读，朱维铮认为中国文化并没有一以贯之的传统，“学随术变”还原了学术随统治者需要而变的历史本质，还原了学术被政治化的历史过程，可见朱维铮反对学术、史学的政治化。博士后陶赟认为朱维铮的写作以问题为导向，用“中世纪”这样一个概念表现了对现代化问题的关注，以及研究的视野从时间到空间的转移，从中西比较的视野来审视中国问题，作者有意将中国放置于全球的大背景中，更加详细地展示了中国的面貌。博士后和希林认为阅读朱先生文集，为他的研究提供了一种新视角，研读文本应着重审视文本背后的深意，去掉附加于人物身上的“笋壳”，秉持实事求是的态度，考察事件的背景并对史实进行梳理，重视新材料的发掘，进而得出新的结论。
在最后的学术总结中，关爱和教授肯定了大家能够将读书与自我研究方向进行结合的实践，同时期望大家在学术史、思想史融合之外，能够打通中国古代、近代、现当代文学，以高标准要求自己。他还系统回溯了中国文学学术从戊戌到五四的发展历程。在晚清学术史、思想史上，严复开创了“西学西来”的通道、梁启超开创了“西学东来”的通道、王国维的文史研究，开启了中国文学学术现代化的进程。以北大、清华等为代表的现代大学，在人才培养体系、课程设置等方面，使学生从事专而精的研究，对于推动中国现代学术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关爱和教授最后分享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文学学术现代化进程研究”的研究思路与构想，期望大家钻研学术，勇于创新，继承传统优势，加强团队协作意识，为中国近现代文学研究贡献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