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国家重大战略的五大目标之一，保护、传承、弘扬黄河文化引起社会各界广泛关注和高度重视。三门峡以东的黄河中下游书写了人与环境斗争史上的精彩篇章，有很多故事可讲，考古里的“黄河故事”更是引人入胜，例如偃师二里头、郑州商城、安阳殷都、汉魏洛阳城、曹魏邺城和北宋东京城等都是镶嵌在古黄河沿岸的璀璨明珠。
黄河天堑对不同时代的古文化格局产生了重大影响。春秋以前，黄河下游古河道沿太行山东麓山前平原经今天的天津附近入海。太行山东麓、古黄河西侧的南北向条带状平原，大致与今天的京广铁路平行，一直都是一个重要的南北向文化通道。太行山与其东麓的黄河古河道，形成了河山之间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和文化空间，从仰韶文化一直到西周时期，该区域南北方文化面貌总体上一致。虽然滔滔黄河对两岸人群往来和文化交流形成了阻隔，但古黄河两岸的交流从来没有停止过，古人一方面用智慧把黄河河道作为水路航线，安阳殷墟出土的商代晚期甲骨文中就有水上航行工具“舟”；另一方面，勤劳的先民营建了一个个渡口，著名的如蒲津渡、茅津渡、白马津、孟津等。
山西省永济市境内的蒲津渡是我国第一次发掘的大型渡口遗址，对研究唐代以来黄河渡口变化和黄河河道变迁具有重要价值。蒲津渡作为连接秦、晋的重要通道，是历代兵家必争之地。唐玄宗开元十二年（公元724年）蒲津桥成为黄河上第一座铁索连舟浮桥。蒲津渡遗址被泥沙淹没后，黄河向西改道3公里。蒲津渡地层剖面直观地揭示出黄河泥沙淤积、河水升高、河岸后退的变迁过程，对研究历史地理、环境考古、水文地质及黄河治理具有重要学术意义。
隋唐大运河沟通南北之后，漕运成为国家的经济命脉，引黄河水开凿的汴河成为运输粮食和各类物资的重要通道。晚唐五代汴州城的兴起和北宋东京城的繁盛都是由汴河漕运而起，大相国寺一带也成为著名的漕运码头。宋高宗绍兴四年（公元1134年）下令开决汴河，随着汴河的断流和废弃，金之后开封再也没有做过都城。
黄河在郑州桃花峪以东摆脱了崇山峻岭的束缚，春秋时期以来，其下游河道在华北平原南北来回摆动，改道、决口和泛滥形成了大面积的“黄泛区”。黄河下游可谓“利也黄河、害也黄河”，这段黄河哺育了辉煌灿烂的文化，也见证了中华民族与自然作斗争的波澜壮阔，埋藏的古迹多、故事也多。黄河下游河道变迁与沿线古代文明发展息息相关。偃师二里头、郑州商城、偃师商城、郑州小双桥、安阳洹北商城和殷都等夏商时期都城均沿古黄河附近选址。
2005年以来，河南省濮阳高城古城的田野考古成果逐渐揭开厚厚的黄沙，将其指向东周时期卫国的都城帝丘。高城古城位于黄河故道瓠子河的南岸，仰韶文化晚期就有人类居住于此，龙山文化时期、下七垣文化时期、晚商时期和东周时期人类间歇在此地活动，该城的地理位置还与文献中记载的“五帝”之一“颛顼”有关。考古工作表明，高城古城毁于汉武帝时期瓠子河决口，此后整个古城连同很多故事一起掩埋在黄沙之下。卫国都城的繁华以及“颛顼之都”流传在只言片语的史影里。
20世纪90年代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美国哈佛大学联合考古队在河南商丘地区进行的地质考古勘探和发掘表明，汉代以前商丘一带的地貌基本上没有太大变化，南宋建炎二年以后的700年间黄河频繁改道、泛滥，才彻底改变了商丘一带的自然和文化地貌景观。以商丘为代表的豫东黄泛区的古代遗址，目前发现的大多是堆土增高的“堌堆（土丘）”，这些“堌堆”因明显高于当时的地表，才没有被深埋在厚厚的黄沙之下。商丘、山东菏泽一带因此形成了以“堌堆”遗址为主的文化景观。考古队1996年在商丘发现了周代宋国都城遗址，由于宋城城墙高耸于当时的地表，在黄河淤积黄沙之下5米左右就能探到多段城墙的顶端，城垣900万平方米的规模表明商丘一带存在平地起建的超大型古代城市。商丘宋城考古的成果传递出一个重要信号，南宋建炎二年之前，豫东鲁西一带的文化景观应当是大型城市、中小型城市和小型“堌堆”聚落交错分布，自然地貌景观应当是丘陵与平地相间。因此，黄泛区考古隐藏了更多完整而生动的故事，需要深入发掘和解读。
黄河与考古的故事永远讲不完，层层黄沙下掩埋的是考古的沃土。黄河自身的考古及黄泛区的考古，为认识人河关系提供了生动教材。我们应当珍惜黄河文化遗产，兴黄河之利，让黄河成为幸福的源泉。
（原文刊载于2月22日人民日报文化遗产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