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中国古代史》出版40周年学术研讨会
12月15日，《中国古代史》出版40周年学术研讨会在河南大学举行。这部教材诞生的年代，我国的很多高校难以找到一本适用的讲述本民族历史的教材；令人称羡的主编位置当时却无人愿意担当，而最终由一个大学讲师临危受命；联合编写的十院校各有各的讲义，观点各异，甚至连出版也一波三折……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采访了这部教材诞生的前后历程。
一部教材让几代大学生受教
这部高校本科历史教材编写于1978年，全国恢复高考的第二年，改革开放的初始之年。1979年，出版试用本，1982年，正式出版。就连编写者也没有预料到，这部教材持续出版发行了40年，累计发行量达到120余万套，全国60%的高校至今仍在使用。
如果算上上世纪70年代末考上大学的“50后”们，那么通过这部教材接受中国古代史系统教育的就包括“50后”、“60”后、“70后”、“80后”、“90”后，还有刚刚进入大学校园的“00”后。这部教科书发行120余万册，意味着上百万的大学生曾受教于它。而当初编写使用这部教材的十院校大都为师范性质，其学生中很多走上了中学、大学的教师岗位。他们又秉承着这部书的历史观教化后人。
影响跨越半个中国，教化穿越半个世纪。这部教材何以有如此旺盛的生命力？
12月15日，《中国古代史》出版40周年学术研讨会在河南大学举行。这部书与河南大学的莫大渊源，是因其第一任主编是河南大学原历史系主任、今已92岁高龄的历史学家朱绍侯先生。
“这部书用了40年，连我也没有想到。并不是这部书比别的教材好，是机遇。”朱先生眉发皆白，话语铿锵。他话有谦逊之意，而他强调的“机遇”，是指这部书诞生的年代正值中国百废待兴、除旧革新、国门开放、新思迸发的转折之年。
在研讨会上，第一任作者、88岁高龄的河南大学历史系魏千志教授也到了现场，他讲述了编写这部教材时不容回避的一些错误史观。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李振宏教授告诉记者，还有一种历史观念在当年也根深蒂固。他在一篇论文中写道：“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农民战争被看做是中国古代历史的最重大最直接的推动力量。反映在中国古代史教科书中，就是农民战争开道，把农民战争放在每一章的开头去写，是一场农民战争开辟了一个新的王朝，新的时代。这样的处理，非常不符合历史的逻辑。”
1979年，十院校联合编写的《中国古代史》试用本出版进入大学课堂。这部教材诞生于一个观点交锋、思潮涌动的历史转折时刻。
选主编是最大的问题
“无情岁月增中减，有味诗书苦后甜。”研讨会上，朱绍侯先生用一副对联作为他讲述的开端：“我们编的是教材，有诗也有书，这其中有苦也有甜。从选主编、讨论大纲、写稿到审稿、出版，都不是一帆风顺。”
李振宏教授讲述当年的情形：十院校本《中国古代史》编写的最初动议，是1978年3月杭州大学历史系教师魏得良等先生在访问西北大学期间，和西北大学的林剑鸣、韩养民几位先生聊天时提出来的，后来在同年秋天辽宁大学召开的首届全国古代史学术研讨会上，联合河南师大（今河南大学）、安徽师大、山东大学、陕西师大等院校，做出集体编写教材的决定。
为什么有这么多院校愿意集体编写教材？因为1977年恢复高考后，很多院校的历史系面临着没有合适教材可用的困境。李炳印1977年考入山东大学历史系，他在研讨会上说：“我们当时用的是一套油印本的讲义，直到上完大学也没有读到中国古代史的课本。1982年，我已经工作了才看到这本书，至今遗憾上学时没能用上。”
1978年底，十院校的老师们在杭州西子湖畔召开第一次编写会议。老师们兴奋地谈论一部新教材的诞生，对之充满向往的时候，一个令今天学者不可思议的问题却严峻地摆在他们的面前——谁来当这个教材的主编？
“当时选主编是最大的问题，一度要散会，有些先生事先发表声明，如果选我当主编，我就退出。”
朱绍侯先生讲述当时的情形：“为什么当时会有这样的情况呢？我想是有‘两怕’。一是那种政治风气还没有完全扭转过来。大家都怕挨批，史学界因为学术写文章挨批的太多了。一旦教材出了问题，主编得挨批的，所以不想干。第二点就是难以统一，节奏、观点、历史分期的问题，文字统一的问题，框架、结构、章节编排的问题都难统一。张海鹏先生（曾任安徽师大校长）当时跟我说，你是最后一个了，如果你也不想当主编，咱们只有散伙。后来我一想，那我先接受吧。”
李振宏教授说，当时，西北大学教授韩养民先生建议，河南师大朱绍侯先生毕业于东北师大研究生班，学术造诣很深，是宽以待人、严于律己的学者，可当主编。之后他会下游说各院校老师，在大家支持下，朱绍侯先生当了十院校《中国古代史》教材的主编。
编写这部书时，由于中国20年没有评职称的缘故，参与编写者多是讲师和助教，主编朱绍侯先生也还是个讲师职称。
写真实的历史
“有了主编之后第二步就是讨论大纲，当时十院校共带去三个编写大纲。即山东大学一个，安徽师大一个，河南师大一个。讨论确定新大纲的会议开了一天，意见五花八门，根本无法统一认识，怎么办？于是我只好把范文澜先生抬出来说事。”
朱绍侯先生在研讨会上回忆说：“1959年我在北京参加过《中国史稿》编写研讨会，郭沫若那么大的一位权威学者，也统一不了各位编写人员的认识。在关键时刻，范文澜先生站出来说话了。他说意见不一致，是很正常的，他在延安编写《中国通史简编》时也遇到了这个问题。那个时候也是各持己见，无法统一。但是合编一部书必须有个统一认识，范文澜先生就说他当时即明确表态：‘这书既然是我主编，就该按我的意见编写。’于是《中国通史简编》的编写才得以顺利进行。范老接着说，现在《中国史稿》郭老是主编，就该按郭老意见编写。”
“说完范文澜先生的这么一个故事，我就说大家既然推我当《中国古代史》主编，就听我的吧。大家都表示赞同。于是我就和魏千志先生以河南师大的大纲为基础，吸取各方面的意见整理出了一个新大纲，经过十院校全体会议讨论，略作修改就确定下来。”
朱绍侯先生在编写会议上讲了几点编写原则，以统一大家的思想。
李振宏告诉记者：“我们编写的是教材，就是要教给学生纯粹的历史知识，告诉学生真实的历史面貌。”
朱绍侯先生提出的编写原则还包括：要充分反映考古学发展的最新成果，吸收史学研究的先进成果。
1978年12月底，十院校在广西桂林召开定稿会议，会议前后共开了一个多月，终于完成了定稿任务。1979年8月，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中国古代史》试用本，解决了十院校教材荒的问题。
为我国的历史学研究立下了不朽功劳
如今，这部教材已经过5次修订、改版，现行的是第5版。本次研讨会也启动这部教材进行第6次修订工作。来自山东、安徽、福建、四川、陕西、广西、湖北、江苏、吉林、河南等地高校，参与这部教材编写的历代作者，参加了这次研讨和修订会。
本次研讨会主持人、河南大学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牛建强教授从第4版开始参与修订。他在研讨会上谈道：“与时俱进、及时吸纳史学研究最新成果，使之更趋完善，是这套教材不断刷新纪录、赢得学生青睐的重要原因。”
“我本人受惠这本书非常之多，我求学期间学习中国古代史时看的一直是这本教材。”中国史学会副会长、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所长卜宪群在研讨会上说：“我认为这部教材在中国史学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教材出版后十分贴近教学的需要，并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可见这本书是教材中的品牌。这本书的编撰为我国的历史学研究立下了不朽功劳。最近我们历史所也在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历史学的成就，我想这部教材是一定要写进去的。”
河南省历史学会会长、郑州大学副校长张倩红，1984年毕业于河南大学历史系，并曾留校任教。她至今保存着当年的历史课本。
“昨天晚上我翻起我的老课本，看到上面密密麻麻的笔记，有种别样的心情。”张倩红说，“我们这些跟随河南大学一起成长起来的学生的记忆中，这本书是河南大学的一张名片。1999年，我博士毕业，从西安到东北一路游学，每到一处都有人提起朱绍侯先生，提起这本中国古代史。我曾经问过郑州大学原党委书记郑永扣教授，当年在内蒙古当小职员，怎么突然想到要考河南大学的研究生？他说，当年他正是因为看了朱绍侯先生的《中国古代史》，才认识了河南大学。”
牛建强教授告诉记者：“我国的历史源远流长，其中有太多的素材可供艺术家们去加工创作。从古到今，无论是诗词歌赋、评话戏曲，还是小说、影视剧，这些作品本身也成为了艺术史的一部分。既然是艺术作品，它不可能也没有义务去还原历史的本真。如果你愿意去学习历史，我们有渊博严谨的历史学家，有越来越丰富饱满的历史著述。有了他们，我们就不会迷失自己的历史。”
文章摘自：大河网
